1925年11月，我出生在惠陽新圩的塘口村，也算是度過了一個比較快樂的童年時光。1935年夏，父親只好跟著同村的老百姓前往南洋討生活。父親離家不久之后，弟弟妹妹也因病沒錢醫治而相繼死去了。這時候，我的家里就只是剩下我、母親以及祖母了。

　　1938年10月，日本鬼子第一次侵占惠州后，就開始實行“三光”政策，大肆的燒殺搶掠，大量的平民百姓死的死，逃的逃，道路上時不時就會出現橫躺著的尸體。當時為了逃避日本鬼子的追殺，我記得母親還特意將我送到了香港的舅舅家中避難，而母親就躲進了附近的山林中。等到日本鬼子走了之后，母親才拖著病體前往香港把我接回家，但是回到家里卻發現家已經不成個家的樣子了。1939年，我剛好14歲，心愛的母親就去世。這時我家里面就剩下我和老祖母兩個人相依為命。

　　1942年農歷正月十五，我和隔壁村的一個姑娘結婚了，成親后的第三天，日本鬼子再一次掃蕩我們村。堂哥被日軍抓去做了苦力，又被日軍在坪山一帶殘忍殺害。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很多熱血青年積極響應黨的號召，迅速行動起來，拿起鋤頭等踴躍參軍打鬼子。1938年，曾生就在附近的大塘世居客家圍屋建立抗日聯絡點，一大批進步青年參加共產黨和游擊隊，投身革命。我同村的曾堯在1938年入黨。1946年，他賣掉家中的田地到香港創辦書社，成為共產黨的地下交通聯絡站。解放后任兩廣軍需部后勤部部長，他妻子葉霞是當時游擊隊著名“雙槍女將”。我的民兵隊長曾強，在1940年入黨，后來還參與編輯出版《前進報》。

　　當時在我們村里，除了曾堯、曾強之外還有曾達明、曾慶海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后來我在兄弟曾達明、曾強的指引下在1944年也參加了當時的民兵組織，又叫做農村青苗護衛隊、護青隊，在隊長曾強的帶領下，我當時主要工作是剪斷日偽軍、國民黨頑固派的電話線，貼抗日標語等工作。雖然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依然盡心盡力地去做。1945年5月，在曾強同志的見證下，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啟了我人生中又一段新的征程，我的工作也開始變成為部隊征糧。

　　1945年，東江縱隊在我的家鄉新圩建立了民主政權，當時實行了二五減租等土地政策。因為政策合情合理，所以我們當時向群眾征收糧食的時候，他們都十分支持征糧工作。糧食征回來后，我把糧食集中放在村里的糧倉，打好包裝送到樟木頭那邊的火車站。當時為了保管好那征來的上千擔糧食，我還自己還搭了帳篷住在火車站的旁邊，等待部隊過來。看著部隊把我征來的糧食送去前線，我的心里是非常開心的，多么希望這些糧食可以幫助中國人趕走敵人，讓我們都過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