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現在我們分享的問題是：改革也是一場革命。
歷史上有一段毛澤東和黃炎培關于歷史周期率的對話：1945年的某一天，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他的窯洞里去做客，問：你來到延安這幾天，對你看到的、聽到的有什么感想？黃炎培說：我活了60多歲了，聽到的不說了，光看到的我很有體會。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往往在開始的時候信心百倍、精神抖擻，努力想建設好一個國家，可是時間長了，慢慢地精神就懈怠了，人們思想的惰性就慢慢地暴露出來了，就開始有了彼此的一些情緒、關系的緊張。所以我發現一個政權，它興盛的時候看起來蓬勃向上，但是它的衰亡有時候也很快。當我們發現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發現有這樣墮落的趨勢的時候，再來挽救它就已經晚了。所以這是一條歷史的周期率。我們的黨也在努力地避免這種狀況，來保持一種好的發展的狀態，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找到這樣一種好的辦法。毛澤東說：我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了，我們已經找到了一種避免發生這樣一種歷史周期率的辦法。是什么呢？要人民監督，要實行民主。毛澤東這樣一個結論、這樣一個判斷到現在仍然很有現實意義。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
第一，思想革命是中國改革的前提。中國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社會革命，是人的思想的革命，人的思想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前提。在改革開放之前，人們在碰到問題的時候，在解決問題的時候，往往首先看一看本本上有沒有，老祖宗說過沒有。這樣一種做法，這樣一種想法，這樣一種觀念，成為中國發展的比較大的阻力。中國要擺脫貧困，要進行改革，要改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要改變不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筑，我們要改正自己的錯誤，要撥亂反正，首先要進行一次思想的革命。所以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具有思想革命的意義。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學術問題，是一個理論問題，是一個哲學問題，但它的意義絕不在于、絕不局限于理論的范圍、學術的范圍，而更具有社會的意義，更具有政治變革的意義。也就是說，通過討論我們確立了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就改變了人們教條主義的思想僵化的觀念，人們的這樣一種僵化的思維的方式，將人們從思想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那么在社會主義的改革和發展的過程當中，也出現了兩種極端的錯誤的觀點，特別是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我們的改革走向何方？一些人具有樸素的社會主義的感情，他們對于社會的差別畏之如虎。而另一些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希望走西方的發展道路，覺得西方自由化的社會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所以這條道路也必然地偏離我們中國發展的方向。鄧小平告訴我們：我們要防止這樣兩種觀點，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并不必然地屬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也不必然地屬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所以正是對于計劃和市場它的本質它的功能清楚地解釋、清楚地把握，才使我們真正分清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樣一個思想的解放，使我們有了正確的改革方向。所以思想解放是中國改革的前提。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黨的自我革命是堅持黨的正確領導、推動改革成功的保證。一個先進的組織它不僅要有先進的理論，先進的觀念，還要有一種不斷自我批判、自我變革的勇氣和機制。那么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我們前邊講過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要保持這樣的一種先進性，要保持它的這種純潔性、革命性，必須有一種自我革命的勇氣和精神。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的方式。
我們這個黨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才是一種先進的黨？我們的黨員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才是一個合格的黨員？我們黨的領導以怎樣的方式，才是一種善于領導、優秀領導的方式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我想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黨要密切聯系群眾。那么堅持群眾的觀點，與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這是我們黨的優勢，也是我們黨的傳統；而脫離群眾，脫離群眾的監督，脫離群眾的立場，脫離群眾的利益，那么必然地黨的領導的方式會走向偏差。鄧小平同志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我們過去出現了一些錯誤，這固然和一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最根本的是我們的工作制度、我們的組織制度出現了問題。所以他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做壞事，制度不好有些好人也沒法做好事。所以制度的問題是一個關鍵、根本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進行社會革命。曾經一個工廠領導講過一個事情，他說，在理發店，工人們怨氣很大，不僅排隊要很長時間，理發也得等很長時間，而且有時候理發師理著理著就跑了。他干嗎去了？他聽說廠子里在分肉分魚，所以給你頭發理了一半就不見人了。所以他進行了一些改革：計件工資，每月評獎，但是效果都不太好，有時候人們為了獎金打架，有時候只求數量不求質量。所以他說，這種情況不是工人懶惰，也不是領導無能，最根本的是我們的制度。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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