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恥者，無所不為”，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到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時引用的經(jīng)典名句。習總書記說：“發(fā)揮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須以道德滋養(yǎng)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須轉(zhuǎn)化為人們內(nèi)心自覺才能真正為人們所遵行。‘不知恥者，無所不為’，沒有道德滋養(yǎng)，法治文化就缺乏源泉活水，法律實施就缺乏堅實社會基礎。在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必須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tǒng)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為依法治國創(chuàng)造良好人文環(huán)境。”

　　“不知恥者，無所不為”的出處，是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跋尾·魏公卿上尊號表》。

歐陽修畫像

　　《集古錄跋尾》，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金石學著作。

　　所謂“金石學”，就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歐陽修畫像“金”指的是青銅器，“石”指的是石刻碑碣。它是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也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等一般文物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偏重于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jīng)補史的目的。

　　歐陽修除了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歷史學家，同時也是金石學的大家。北宋慶歷、嘉祐年間，歐陽修歷時18年，將自己所收錄的夏商周以來的金石文字一千卷匯集起來，編成《集古錄》；而后又為這些文字做了提要，附在這些文字之后，這就是《集古錄跋尾》。

　　在《集古錄》中，就有《魏公卿上尊號表》的碑文。《魏公卿上尊號表》，全稱《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又名《百官勸進表》，記載的是東漢獻帝末年，華歆、賈詡、王朗等勸曹丕稱帝之事。這些公卿大臣以堯舜禹禪讓天下之事為由，勸曹丕順應天命，取代漢獻帝，成為天下的新主。而曹丕隨后也就接受了百官的勸進，正式稱帝，建立了曹魏政權(quán)。古代每逢大事，常有刻石為紀的習慣，于是就把表文刻在石碑之上。碑文共32行，每行49字，其書碑者，有人說是梁鵠，也有人說是鐘繇。書法遒勁古樸，開啟魏晉書風的先導，在中國書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不過歐陽修對《魏公卿上尊號表》的關注點，很明顯不在其藝術(shù)成就上，而在這通石碑所記載的曹魏篡漢之事，以及那些公卿大臣聯(lián)名上書，要漢獻帝禪位的種種表演。所以，在《魏公卿上尊號表》的跋尾中，他只是簡單地交代了一下關于書碑者所存在的爭議：“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鐘繇書爾，未知孰是也”，而后就轉(zhuǎn)到了對“百官勸進”以及為此事刻石樹碑的評價上：“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為之流涕也！其巨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后世為可欺歟？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意思是：唉！讀書讀到曹魏篡漢的那些事，真是讓人痛哭流涕啊！可是那些當事人居然把這件事用大大的字刻在巍峨的石碑上，看那意思是唯恐后人不知道似的。難道他們是把后世人都當成傻子嗎？不是啊，對于那些無恥的人，他們有什么事情干不出來呢？！

　　作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歷史學家，歐陽修的道德文章，向來為后世所稱賞。作為一個自幼受“忠君”教育而成長起來的儒家正統(tǒng)知識分子，“篡位”乃是突破其道德底線的大逆不道的行為，所以他對于曹丕篡漢，以及那些上表勸進的公卿大臣，自然是非常憤怒。

　　隨著時光的流逝，歐陽修所憤怒的具體事件已經(jīng)成為歷史。但是，他所說的“不知恥者，無所不為”，卻依然能夠穿越歷史，閃爍著中國文化特有的道德光芒。概括而言，歐陽修這句話的價值至少有兩點：第一，它為我們標定了無恥所能達到的極限，這其實也就是孟子所謂“無恥之恥，無恥矣”，從而從反面說明了羞恥感對于個人以及社會的重要性。第二，它體現(xiàn)出了中國源遠流長的“恥感文化”。

　　先說第一點：羞恥感的重要性。

　　正像歐陽修所總結(jié)的，一個人如果沒有了羞恥感，那么在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他做不出來的事情。在這一點上，《水滸傳》中的高俅，可以說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在《水滸傳》中，高俅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故事就是他對于林沖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高俅為什么一定要置林沖于死地呢？原因很簡單：他的兒子高衙內(nèi)看上了林沖的娘子，為之不思茶飯。為了讓兒子的“欲望”得到滿足，高俅遂對林沖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迫害。這里要特別強調(diào)一點的是，高俅此前是認識林沖的，并且關系十分密切，因為陸謙在和林沖的對話中，對這一點有很明確的說明：“雖說高太尉手下有幾個教頭，誰似林教頭這般大請大受。”但為了滿足兒子的極其不道德的愿望，他居然設下奸計，誘騙林沖誤入白虎節(jié)堂，而后抓捕林沖，準備問成死罪。這一計劃因為有一個天良未泯的孔目孫定而沒有得逞，高俅遂又買通押送林沖的兩個衙役，準備在路上動手將林沖殺死。這一計劃因為魯智深的突然出現(xiàn)而擱淺，高俅于是又喪心病狂地縱容幾個心腹人用火燒大軍草料場的方式來栽贓林沖，陷林沖于必死之地。大軍草料是朝廷的重要戰(zhàn)略物資，在高俅這個北宋最高軍事長官及其所謂“心腹人”的心理天平上，竟然還抵不過高衙內(nèi)得不到林沖娘子而發(fā)出的一聲嘆息。在高俅這里，“不知恥者，無所不為”被演繹得淋漓盡致。

　　《水滸傳》當中，高俅的故事是放在全書之首的，此后，若干好漢的命運——王進、史進、魯智深、林沖、楊志等，都和高俅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lián)。何以如此？

　　中華書局出版的《水滸傳》按照金圣嘆的評價，是要讓大家知道“亂自上作”的道理，也就是告訴大家，一個社會的好壞，統(tǒng)治者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但站在“知恥”的重要性這一角度而言，《水滸傳》把高俅那些無恥的行徑寫在作品開頭，也是在告訴我們，對于一個社會而言，羞恥感重要到了什么程度，特別是，如果無恥之人身居高位，對這個社會又會造成怎樣難以估量的危害。

　　再說第二點：中國人源遠流長的“恥感文化”。

中華書局出版的《水滸傳》

　　《水滸傳》中的高俅，當然出于作家的虛構(gòu)，但文學作品乃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在中國歷史上，高俅這樣的無恥之人其實并不罕見。怎樣才能盡可能減少這種情況的發(fā)生呢？從先秦開始，中國文化就特別注重培養(yǎng)人的羞恥之心，形成了源遠流長的“知恥”傳統(tǒng)。

　　《管子·牧民》說：“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jié)，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jié)，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把讓百姓知道羞恥作為國家的根本之一。

　　談“恥”談得最多的當屬儒家。比如，子貢問孔子“何如斯可謂之士哉？”——怎樣就可以叫做“士”了呢？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孔子的回答其實就兩點，一是內(nèi)心有操守，知道什么是羞恥；二是要有良好的技能，能夠為社會做事。又如，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盡心上》）”意思是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之心，如果一個人連羞恥之心都沒有的話，那就真的是無恥了。

　　先秦是奠定中國文化思想格局的時代。自先秦開始，“知恥”的傳統(tǒng)在中國一以貫之，形成了有別于西方文化的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特點。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她那本有著世界性廣泛影響的名著《菊與刀》中就提出，與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東方的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盡管本尼迪克特的許多說法都有值得商榷之處，但“罪感文化”與“恥感文化”的命名，確實比較傳神地把握了東西方文化在道德自持方面的核心差別。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原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按照《圣經(jīng)》的說法，因為人類的始祖亞當與夏娃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園，所以人類都是生而有罪的，人類只有以自己的虔誠和勞作，才能獲得救贖。但東方的“恥感文化”不同。與西方相比，東方社會道德人心的維系，并不依賴于上帝，而更多地依賴道德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輿論為代表的外在力量的約束，另一方面則來自個體內(nèi)部的道德約束。對于羞恥感在維護社會安定方面的作用，明朝學者呂坤在其《呻吟語》中有一個很好的說法，叫做“五刑不如一恥”，意思是再嚴酷的刑罰，也不如讓百姓懂得羞恥的重要性。人知道什么是羞恥，知道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就能明辨是非，這比犯了法進行處罰更加重要。

　　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文化能夠始終不斷流，并以“禮儀之邦”屹立于世界之中，這種獨特的恥感文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今天，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全民思想道德水平，賦予恥感文化以新時代的內(nèi)涵，它就一定能承擔起新的使命，成為滋養(yǎng)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源泉活水。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tǒng)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