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中共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過的。習總書記說：“這些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政治安全的大問題，難道還不是政治嗎？還用得著閃爍其詞，諱莫如深嗎？‘新松恨不高百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杜甫草堂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的出處，是杜甫的《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嚴鄭公”是杜甫的朋友嚴武，因為軍功被封為鄭國公。從題目就知道，這幾首詩是作者到成都草堂的路上寫給嚴武的。詩歌作于唐代宗廣德元年（764）的春天。此前兩年，也就是公元762年，因為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在成都叛亂，所以杜甫被迫離開成都草堂，避難于梓州、閬州等地。到了公元764年，杜甫的老朋友嚴武再度出任成都兼劍南節度使，來信邀請杜甫，杜甫于是決定重返成都。在回成都的路上，杜甫想到已經離開三年的草堂，不知現在已經成了什么樣子，又想到自己這幾年漂泊轉徙的生活、日漸衰老的身體，不由得感慨萬千，于是就寫下了這五首詩，一則表達對嚴武的感念，二則抒發心中的感慨。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兩句話，出自其中的第四首。詩歌不長，所以我們全文揭引如下：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生理只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全詩雖然很短，但真要把它說清楚，還真得對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環境有所了解才行。杜甫在成都所居住的草堂，是臨水而建的，水邊有圍欄，杜甫叫它“江檻”。當時的杜甫身體已經不是太好，所以自己就在水邊開辟了一塊地，親自種了一些草藥。為了避免水漲起來把藥田沖毀，杜甫還在藥田邊筑起沙堤，豎起圍欄，杜甫把它叫做“藥欄”。和李白一樣，杜甫對道教很有興趣，有時也自己動手，試圖煉出長生不老的紫金丹。作為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他還在草堂種下了四棵松樹。這幾樣事物，經常出現在杜甫的詩中，所以讀杜甫的詩，特別是他在四川的詩，你是一定要去杜甫草堂看一看的，這能為理解他的詩提供一個具體而生動的情境。

　　在對杜甫和他的草堂有所了解之后，我們就可以進入這首詩歌了。它的大意是說，當年我常常苦于沙岸崩塌，損壞藥欄，現在恐怕它連同江檻一起，已經都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還有我當年親手種下松樹，真希望他們已經長到千尺之高；而那些蕪雜瘋長的竹子，哪怕已經有萬竿之多，也一定全部加以鏟除。今后我這把老骨頭，就全都托付給嚴大人您照顧啦；容顏衰老，渾身是病，怕是和煉丹藥的瓶子罐子再也分不開了。這三年來，我東奔西走，四處漂泊，已經瘦得皮包骨頭。當年經常讀《行路難》，等到身歷其事，才相信人生的坎坷、世事的艱難。

　　綜觀全詩，寫到了重返草堂的歡樂和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也寫到了對過往顛沛生活的感慨，兩種感情交融在一起，使得整首詩情韻悠長，意味深厚。醇厚的情感，配上老杜穩重勻稱的辭采，給人以極高的藝術享受。

　　但這首詩給我們帶來的，遠不止是一首好詩而已。這首詩還帶來了杜甫對于國家治亂興衰的思考。這種思考，特別突出地體現在這首詩的頷聯，也就是習總書記所引用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兩句之中。這兩句詩，雖然表面上說的是松樹和竹子，實際上卻別有寓意。這個“別有”的寓意，就是清人楊倫以及沈德潛在《杜詩鏡銓》和《唐詩別裁集》中所指出的“扶善疾惡”“扶君子、抑小人” 的殷勤寄托。在作者看來，松樹樸實挺拔，四季常青，正代表著品行高潔的君子；而竹子腹中空空，嘴尖皮厚，正代表著那些鮮廉寡恥的小人。從作者的意愿出發，當然是希望君子們能夠從容生長，小人們能夠被芟夷殆盡。但實際情況卻常常相反，就像幾乎是見縫插針、野蠻生長的竹子擠壓了松樹的生長空間一樣，小人們常常是呼朋引伴、聯袂以進，君子們反倒常常被擠壓得沒有容身之地。詩人身處亂世，面對這種國之干才難為社會所用，而各種丑惡勢力競相登場、彈冠相慶的情形，感慨系之，愛憎之情不覺溢于言表。嚴武當時已經出任成都兼劍南節度使，杜甫作為嚴武的老朋友，在詩中寫下這樣的話語，既是在說自己的家事，同時也語帶雙關，向嚴武提出希望他“扶善疾惡”“扶君子、抑小人” 的建議。按照山東大學杜甫研究專家孫微教授的考證，杜甫不僅借著“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語帶雙關地向嚴武提出“扶君子，抑小人”的建議，后來更是把近幾年在西南的所見所聞提供給嚴武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議，這些建議，包括人事方面的建議都得到了嚴武的采納。

　　站在歷史的高度，“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的意義，絕不僅僅局限于唐朝、川蜀這一時一地，而是具有普遍的適用性。這就是，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小到一個地方、一個單位，要想有所作為，一定離不開兩件事：一方面，對那些好的人和事，要努力培植；另一方面，對那些壞的人和事，則一定要鏟除殆盡，不給它們留下喘息之機。而在這兩者之中，最不容易做到的，其實還是后者。因為奸邪小人與正人君子相比，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底線，無所不為，所以只要有一線生機，就會死灰復燃。這個道理，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被歷史學家左丘明指出來了。在《左傳》中，他假借君子之口說：“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一首詩，一句格言，能夠給我們帶來美的享受，能夠讓我們體會到杜甫對于國家朝廷的一片赤誠之心，能夠讓我們懂得一個治國理政的道理，已經是非常難得了。但它的作用還不止于此，它對于我們個人的修為，也有著很大的啟發意義。古人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方面是說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說道理其實是相通的。作為個人，我們也時常在內心深處面臨著“新松”與“惡竹”的較量。“新松”是人性中善良的部分，它高潔美好，但培植起來其實是很費力的；“惡竹”是人性中墮落的方面，它不那么美好，但生命力極其旺盛驚人，你稍不注意，它就會滋長蔓延。我們要想讓自己的一生不虛度，做一個有意義的人，就不得不對自己進行管理，這種對自己的管理，其實和國君對于國家的管理，道理是一樣的。

　　最后，我們還有一點要說明，就是杜甫為什么要用“竹子”來比喻小人。很多讀者，對杜甫的這個比喻會感覺有些奇怪，因為在我們日常的感受中，竹子代表著虛心、氣節、堅忍、頑強的生命力，它與“梅”“蘭”“菊”一樣，是“四君子”之一，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這個感覺是對的。在中國文化史上，從娥皇女英的傳說開始，一直到現在，竹子的形象都很好。但我們要說明的是，在杜甫的那個時代，竹子的文化形象還沒有那么固定，所以在使用上還是有很大靈活性的。竹子與松樹、梅花被并稱為“歲寒三友”，始于宋代的林景熙，他在自家的院子里壘土為山，種下了松樹、梅花、竹子，稱它們為“歲寒友”；到了明代，黃鳳池輯有《梅竹蘭菊四譜》，從此，梅、蘭、竹、菊才被稱為“四君子”，其文化形象才定格在了“君子”之上。即便如此，明代大學者解縉還是寫了一副對子“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來諷刺那些華而不實、徒逞口舌之利的人。說到底，自然界的動植物哪里有什么品格？都是自然屬性而已。人類賦予它們種種品格，不過是借物喻人罷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大可不必過于糾結。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