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講話時引用的。
中華書局出版的《呂氏春秋》
這句話的出處，是《呂氏春秋·孝行覽》部分中的《義賞》篇。
“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的上下文，講的是晉楚城濮之戰的一段插曲。大戰之前，晉文公招來大臣咎犯，說如今敵眾我寡，咱們該怎么辦。咎犯主張使用詭計戰勝楚國。晉文公拿咎犯的話去詢問雍季，雍季不同意，然后說出了這句非常有名的話。意思是你用把水池排干的辦法來捉魚，眼下當然有收獲，但明年就無魚可捕了；你用把樹林燒光的辦法來打獵，眼下當然有收獲，但明年就無獸可打了。我們這次就算用詭計戰勝了楚國，但以后呢？這不是長久之計，最好不要用吧。晉文公最終還是用了咎犯的建議，使用驕兵之計麻痹對方，而后誘敵深入，將楚國打敗。勝利之后，晉文公論功行賞，雍季得到的賞賜在咎犯之上。眾人不解，晉文公于是做出了解釋，說雍季的建議圖的是長久之計，咎犯的建議為的只是一時之利。這次雖然我不得已采用了咎犯的建議，但不能因此就將咎犯置于雍季之前。
“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的出處與上下文情況就是如此。
對于這句話，我們需要理解的有兩點：第一，為什么雍季會用“竭澤而漁”“焚藪而田”來比喻在戰爭中使用詐偽的手段呢？第二，在反對“竭澤而漁”“焚藪而田”的主張中，包含著哪些可以為現代所用的寶貴思想？
咱們先說第一點：為什么雍季會用“竭澤而漁”“焚藪而田”來比喻戰爭中使用詐偽的手段呢？
毫無疑問，“竭澤而漁”“焚藪而田”都是只顧眼前利益、缺乏長期打算的短視行為。雍季用這兩件事情做比方，表達的是對晉文公在戰爭中使用詐偽之術的反對。他的意思很明顯：這一次你使用了詐偽之術，獲勝大概不難。但是以后呢？你還打算不打算和楚國交往了？天下人又會怎么看你？用一次的詐偽失去了天下人的信任，值得嗎？那么晉文公的態度呢？從他給雍季高于咎犯的賞賜來看，他雖然從戰爭勝負的角度考慮采納了咎犯的建議，但對雍季的看法，也是非常認同的。
雍季、晉文公的邏輯，現代人理解起來可能有些困難。《孫子兵法》不是說了，“兵者詭道”嗎？打仗而不能用詭計，這還叫打仗嗎？這仗還能打嗎？
回答是：當然能打。實際上，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打仗而不用陰謀詭計，并且盡量少地殺傷對手，乃是當時的共識。原因也很簡單，向上追溯的話，諸侯們的祖先要么是周朝的王室子孫，要么是當年跟著周武王打天下的功臣，本來就是自己人。春秋時期，距離當年武王和周公分封天下的時間還不太久遠，彼此還是有些情分的，所以那個時候諸侯之間的戰爭，基本上都還是講規矩的，陰謀詭計和一些殘忍的手段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并且只要對方認輸，戰爭也就結束了。這么說吧，春秋時期諸侯之間的戰爭，很有點競技體育的意思，雖然激烈，但背后是有規則、有底線的。
這種狀況到了戰國時期，就徹底改變了。此時距離周朝開國的時間已經比較遙遠了，當年老祖宗那一輩的交情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此時兵戎相見，目的就是要消滅對方，獲得對方的土地和人民。換句話說，這時爭的已經不是你高我低，而是你死我活了。目的改變了，手段和規則也就變了。只要能消滅對手，多么殘忍狡詐的手段都可以用，戰爭于是就成為一種完全沒有底線和下限的行動了。
所以，作為春秋時期的霸主，晉文公對于自己在戰爭中使用了詭計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并在封賞的時候將雍季置于咎犯之前，是合乎那個時候的普遍觀念的。
再說第二點：在反對“竭澤而漁”“焚藪而田”的主張中，包含著哪些可以為現代所用的寶貴思想呢？
簡單來說，這段話包含著一個極其重要的理念，這個理念，用現代話語來表述，就是“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個現代名詞。它最早是在1980年，由國際自然保護同盟在《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中提出的：“必須研究自然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系，以確保全球的可持續發展。”而其最廣為接受的含義，就是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所說的：“既能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概念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是很晚的，不過，它的一些具體內涵，卻很早就出現在我國的一些典籍之中了。除了我們今天所學習到的這句話之外，類似的表述，我們還能夠找到很多。比如《逸周書》中記載大禹就曾頒布過保護野生環境、野生動物的詔令：“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禮記·月令》中，“仲春之月”中有這樣一條：“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月令”是上古的一種文章體裁，按照一年十二個月的時令，講述朝廷在每個月應當注意的各種事項。仲春，也就是春季的第二個月，正是捕魚打獵的好時機，那么在捕魚打獵時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有所節制，不要用排干江河池沼的方式捕魚，不要用焚燒山林的方式來打獵。
更有意思的是，中國的典籍中也記載了一些人物的環保事跡。
知名度最高的，當然非孔子莫屬。《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意思是孔子用魚竿釣魚而不用漁網捕魚，用弋射的方式獲取獵物，但是從來不射休息的鳥獸。
孟子也有“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的話，反對無限度地捕撈魚類，無節制地砍伐樹木。
如果說孔子、孟子是以身作則的“環保君子”，那么魯國大夫里格，就稱得上是個不折不扣的“環保斗士”了。根據《國語·魯語上》的記載，魯宣公在夏天到泗水（即今天的泗水河，山東中部的一條河流）的深潭下網捕魚，里格當場就把漁網割斷并丟到一邊，并給魯宣公講了一通道理，說古時候，到大寒之后，冬眠的動物開始活動，政府相關部門才允許大家用漁網、魚笥捕捉魚類。到了春天，鳥獸進入受孕期，魚鱉已經長大的時候，相關部門就禁止用網捕捉鳥獸，只準用矛刺取魚鱉。夏天，當鳥獸已經成長，魚鱉開始孕育的時候，政府就禁止用網捕撈魚鱉，而只準設置陷阱來捕捉野獸。除此之外，古人還有許多規矩，比如砍柴不砍新生的幼枝，捕魚禁止捕撈幼魚，打獵禁止捕捉幼獸，捕鳥禁止捕捉幼鳥等等。現在魚剛剛懷子，你就用網去捕捉它，不給魚成長的機會，實在是貪得無厭。聽了里格的話，魯宣公立刻認錯，并下令把割斷的漁網收藏在身邊，隨時提醒自己不要忘記里格的規勸。
古代典籍所記載的關于政府的詔令也好，還是如孔子、里格這樣以自己的言行保護環境的個人也好，都說明了一點，就是我們的古人已經明確地意識到，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人類向自然索取是要有一定限度的，超過了這個限度，就會造成自然資源的匱乏，反過來也就危害了人類本身的生存。
古人保護環境的思想，對于今天的我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從客觀上說，人類的發展，離不開對自然的開發利用，因此對自然的索取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這種索取必須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否則，當索取變成了一種無節制的掠奪，就會造成環境不可逆的惡化，人類自身的生存也就受到了威脅。特別是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對自然的開采力達到驚人程度的時候，人類在向自然索取時就更應該有所節制。在這一點上，中國一度對自然是有所虧欠的。好在我們已經意識到了以殺雞取卵的方式對待自然的錯誤，并且在政策層面及時做出了糾正。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多次強調：“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我們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的戰略任務，給子孫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在生態環境保護建設上，一定要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堅持保護優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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