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這句名言是2015年1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過的。習總書記說：“古人說：‘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沒有規矩不成其為政黨，更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我認為，我們黨的黨內規矩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和規則。黨的規矩總的包括什么呢？其一，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其二，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政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其三，國家法律是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的規矩，法律是黨領導人民制定的，全黨必須模范執行。其四，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

呂不韋雕像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的出處，是戰國時期秦國相國呂不韋與其門客編著的《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引文即出自其《不茍論》中的《自知》篇。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猶甚。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務在自知。”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要想知道平直與否，就必須借助水準墨線；要想知道方圓與否，就必須借助圓規矩尺；君主要想知道自己正確與否，就必須任用正直之士。所以天子設立輔弼之臣，設立太師、太保之類，都是要他們指出自己的過失。人本來就不容易有自知之明，身為君王而能客觀地估量自己，就更是難上加難。國家的存亡安危，不必到外部尋找理由，首要之事，就是要對自己有個清晰的認識。

　　“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務在自知”，這沉甸甸的話語，說明了呂不韋對君主的自知重視到了怎樣的程度。為什么呂不韋對君王要有自知之明如此看重呢？原因很簡單，在春秋戰國的歷史之中，因為不自知而犯下嚴重的錯誤，乃至于身死國滅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呂不韋在《不茍論》里舉了幾個例子，分別是楚成王、齊莊公、吳王夫差、智伯瑤，以及宋國和中山國的國君等。

　　在呂不韋所列舉的這些君主中，典型的“不自知”之君，莫過于宋襄公與中山王厝了。

　　宋國本來是小國，但宋襄公卻一心想著稱霸天下。他手下的大臣都勸他，說一個小國而要當霸主，一定會給國家帶來災難，但宋襄公卻不為所動。他第一次召開諸侯會盟，就被楚成王設伏兵捉住，后來在其他諸侯的斡旋下才獲得自由。但這一次的吃虧并沒有警醒宋襄公的迷夢。他發兵攻打支持楚國的鄭國，楚國前來救援，兩軍交戰，結果宋軍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受了重傷，并在不久后死去。

　　中山王厝的情況也與之類似。中山是夾在燕國、趙國之間的小國，曾經被魏國所滅，后靠齊國的幫助而復國，所以其立國的重要基礎就是齊國的支持。公元前334年，魏國聯絡趙國、韓國、燕國、中山國一起稱王，意圖抗衡秦國、齊國、楚國這三個強國的聯合陣營。中山王厝自我膨脹，也想嘗一嘗和那些大國平起平坐的感覺，于是接受了這個建議。這就等于背棄了齊國而倒向了趙、魏、韓、燕四國的陣營。齊國對中山稱王表示反對，但中山王厝堅持稱王，從此失去了齊國的支持，也種下了中山被趙國所滅的根由。

　　既然“自知”是如此重要，那么怎樣才能有“自知”呢？呂不韋的答案是：要知道平直與否，就必須借助水準墨線；要知道方圓與否，就必須借助圓規矩尺。君主要想知道自己正確與否，就必須任用正直之士。他們的直言進諫，就是君主的水準墨線和圓規矩尺，只有聽取他們的意見，君主才能把自己的錯誤降到最低。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的出處和上下文就是這樣。很明顯，呂不韋這一番話，是講給“人主”也就是君王聽的。但是，它所適用的人群，卻不局限于君主。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個道理對于任何人都是適用的。君主的自知很難，因為手握重權，又身在重重宮殿之中，所接觸到的人，按照《鄒忌諷齊王納諫》中說的“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在這樣一種信息被嚴重扭曲的情況下，人主要有一個清晰的自我認識，當然很不容易。但是，我們普通人，有自知之明就很容易嗎？絕對不是。呂不韋說得好：“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猶甚。”我們都是很容易陷入“不自知”的陷阱中的，只不過君主容易陷得更深，后果更為嚴重罷了。人的精神中包含著理性與非理性兩個部分。我們可能會覺得，理性是我們精神的真正主宰，非理性只是偶爾發作，很快會被我們的理性所打敗。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現代心理學已經充分揭示出，我們的主要決定，其實都是由非理性的部分做出的，理性只是在決定已經做出的情況下才站出來，為我們的決定尋找合理性，以及如何才能讓決定變為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假如拿“君臣佐使”來打比方的話，“非理性”才是我們精神的君主，而理性不過是大臣。

　　正因為非理性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的比重太大，所以我們的自我認識就經常是不準確的。你隨便打開一本心理學方面的著作，就會發現里面有很多描述人在認知偏誤方面的各種“效應”，什么“自利偏誤”啦，什么“稟賦效應”啦，什么“故事偏誤”啦，什么“過度自信效應”啦，什么“框架效應”啦，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而所有這些，其實描述的都是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很難正確、更不要說準確地認識自己，而這種偏誤，一般都是對自己的高估，包括能力，也包括道德水準。

　　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在做事情的時候就難免會出現偏差，從而給自身帶來很大的麻煩。而如果你正好掌握著較大權力、較多的社會資源，就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損害。

　　那么，我們應該怎么辦？這就要說到呂不韋在《自知》中給我們的建議了：“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這個“規矩”和“準繩”，對于不同身份的人來說，內涵也有所不同。對于共產黨員來說，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四條：其一，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其二，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政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其三，國家法律是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的規矩，全黨必須模范執行。其四，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

　　那么，怎樣才能真正地守住準繩和規矩呢？無非是內外兩個方面。

　　所謂內在方面，就是自覺加強自我的道德修養，用理性的力量來規范自己。既然我們精神中的非理性部分很容易出問題，那么我們就要想方設法地用理性來規范非理性的部分，直至讓精神中非理性的部分也都完全合乎理性的要求。這其實也就是孔子所說的那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狀態：規矩已經成為你的下意識，你無論怎么想，都不會超出理性所允許的范圍。這當然是一種極高的境界。孔子講到自己一生狀態的變化時說：“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也是直到古稀之年才達到這個境界的。這是一個長期自我修養的過程，需要我們持之以恒地努力。

　　所謂外在方面，就是要接受來自主體之外的規矩約束。我們剛才說過，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是很難的，而只要還沒有達到這個境界，則外在的約束就是不可或缺的。這些外在的規矩和約束，可能有時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但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會偏離正道，在邪路上越走越遠。這就好比西行路上的孫悟空，只要一天野性未馴，緊箍咒就一天不能從頭上摘下來。雖然它時常會給悟空帶來痛苦，但卻是他能夠走到西天、終成正果的最大保障。對于共產黨來說，就是各級黨組織要把嚴守紀律、嚴明規矩放到重要位置來抓，努力在全黨營造守紀律、講規矩的氛圍；各級黨委要加強監督檢查，對不守紀律的行為進行嚴肅處理。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我們黨在90多年的探索與奮斗中形成的規矩，是成功的法寶，也是每個黨員的立身之本，值得我們認真記取并切實遵守。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