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句名言是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古人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莫衷一是，行無依歸，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無法前進。這樣的情形，在我國歷史上，在當今世界上，都屢見不鮮。”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出處，是被列為“四書之首”的《大學》。其大意是：大學的宗旨，在于彰顯光明的品德；在于反省提高自己的道德并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改過自新、棄惡從善；在于讓整個社會都能達到完美的道德之境并長久地保持下去。

曾子像

　　《大學》的作者，普遍認可的說法，是孔子的弟子曾參及其門人弟子。

　　所謂“四書之首”，說的是《大學》在儒家經典中的重要性。儒家經典浩如煙海，究竟應該從何讀起呢？經過歷代儒者的千挑萬選，確定下來了所謂“四書”，也就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這一最最基本的書目。這四部經典又該從何讀起呢？宋元之后的儒家學者一致認定，非《大學》莫屬。也就是說，當你看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童蒙讀物，有了初步的文化基礎，掌握了基本的生存技能，真正開始所謂“大人之學”的時候，你要看的第一部儒家經典，就應該是《大學》。這樣，你的學問之路，才不至于出現什么差錯。

　　而《大學》最重要的，又是首章。它重要到什么程度？這么說吧：宋代之后的儒者，安身立命的功夫，基本上都在這幾句話上了。按照朱熹的劃分，《大學》共有十一章，可以分為“經”和“傳”兩大部分。第一章獨為第一部分，是“經”，是曾子記錄的孔子言論，講述了《大學》“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三綱領”，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條目”，這也是整篇《大學》的綱領。第二章到第十一章是第二部分，是“傳”，是曾門弟子記錄的曾子分別關于“三綱領”和“八條目”的具體解釋。簡單來說，一部《大學》是儒家經典的綱領，而第一章又是《大學》的綱領，其重要性，也就顯而易見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就來自于《大學》的首章，它講述的是“大學”的宗旨。

　　所謂“大學”，是與“小學”相對而言的。按照朱熹的說法，古人八歲入小學，學習 “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等基礎的社會生活知識與禮儀；十五歲入大學，學習倫理、政治、哲學等“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學問。很明顯，“大學”和“小學”階段的任務是不同的。“小學”學習的內容更多是立足社會所需要的生存生活技能，而大學則在于道德的提升，這種提升，不僅局限于自我的單獨個體，也包括推己及人，對社會起到推進和示范作用，使整個社會都能達到一種完美的道德之境。那么，究竟怎樣才能達到這一宗旨呢？孔子列舉了三條綱領。這三條綱領不是并列的，而是一個逐漸推進的關系。

　　綱領的第一條是“明明德”。“明明德”中的第一個“明”是動詞，是彰明、彰顯的意思。“明德”，是光明的品德。儒家是主張“性善論”的，認為人天然就有美好的道德，只是因為被欲望所遮蔽，所以才會晦暗不明。既然如此，我們就要去掉那些蒙蔽在我們心靈上的東西，讓自己光明美好的品德彰顯出來。

　　綱領的第二條是“親民”。對于“親民”的理解，歷史上眾多儒者的看法并不統一。主要的意見有兩派。一派以朱熹為代表，認為“親民”就是“新民”，意思是使人在道德上除垢自新；另一派則以王陽明為代表，認為“親民”就是推己及人，親近人民，把人民當作自己的親人來看待。究竟哪個更準確，學術界意見并不統一。但從《大學》后文中用“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以及“做新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話語來解釋“親民”，則朱熹的解釋應當更為合適。現在很多學者努力調和這兩種意見，說它們并不矛盾，因為要想讓人民接受自己的道德感召，除垢自新，就必須推己及人、親近人民；但其實主要的意思還是落在了朱熹的解釋上。

　　綱領的第三條是“止于至善”。這四個字的大意，是讓整個社會都能達到完美的道德之境并長久地保持下去。有人聽后一定會感到有些奇怪，為什么“止于至善”四個字會被翻譯得那么復雜。之所以這樣翻譯，是對《大學》通篇考察的結果。因為后文表述得非常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所以“止于至善”，就絕對不只是讓自己的品德達到完善，而是讓天下人都能彰顯自己光明而美好的品德，達到一種完美的道德之境并長久地保持下去。這里我們也可以附帶糾正很多人心中都存在的一個誤解，就是認為“平天下”就是把天下搞定的意思，其實是不準確的。在儒家那里，“平天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他們要搞定的是天下人的道德，成就一個道德完善的美好社會。

　　將“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做得最好的典范，儒家經常舉的例子就是大舜：“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于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站在現代人的視角，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為宗旨的儒家教育理念是有其特別之處的。這就是，它最終的目的，在于培養一個道德完善并對社會道德建設有高度熱誠與責任感的君子，而不僅僅是一個掌握生存技能的勞動者。

　　從表面上看來，與專業技能相比，道德品質的養成似乎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并不直接。但從長遠來看，道德品質的傳承，卻是一個民族生死攸關的大問題。我們知道，一般來說，我們把文化由外至內分為四個層面：器物層、制度層、風俗習慣層、心理層。在這四個層面之中，心理層是最為核心的，按照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研究》中的說法就是：“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觀念浮于斯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而這種核心認同的本質，其實就是各自民族的“活法”，也就是其倫理道德規范。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中斷的一個，其中的關鍵因素，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有一大批對于傳統的倫理道德有深切認同的儒者。這些儒者在和平年代，居廟堂之高則輔弼政教，處江湖之遠則教化百姓；當改朝換代時，他們則以教化來馴服新的統治者，使得中華民族能夠在原有的文化軌道上繼續前進。傳統的倫理道德，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核心要素之一。

　　隨著時代的變遷，儒家一些具體的倫理道德規范，比如“三綱”之類已經過時，但仍然有大量的積極內容，比如仁愛、孝慈等，都是人性中最光明的東西，它們將與時間、與人類同在；而儒家從完善自我道德做起，進而推行到社會、國家、乃至天下，建立一個理想之國的主張，直到今天，也還閃爍著高遠的道德光輝。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