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賢者，政之本也”這句名言，是2013年6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選賢任能，始終把選人用人作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治國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說的：‘尚賢者，政之本也。’‘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尚賢者，政之本也”的出處，是《墨子·尚賢》。

　　墨子，名翟，戰國初期宋國（今河南商丘）人。他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墨子學說的核心是“兼愛”，就是像愛自己那樣無等差地去愛別人。圍繞著這個核心，又有“非攻”（反對不義戰爭）、“尚賢”（尊奉賢人）等主張。墨子是人格極其高尚的人，在那個以力相搏、不義橫行的時代，他“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一生奔走號呼，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宣揚兼愛，以及反對兼并戰爭而不遺余力。他的人格和主張感召了很多人，特別是在下層民眾中，墨家的信徒尤多，所以墨家一度與儒家并為顯學。墨子死后，他的弟子及后學收集墨子的事跡和言論，整理成冊，這就是《墨子》一書。

中華書局出版的《墨子》

　　《墨子》一書，原有71篇，現存53篇，其中《尚賢》有上、中、下三篇，“尚賢者，政之本也”出自其中的上篇。文章的核心是討論尚賢與政治的關系。所謂“尚”，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使用，同時還有尊奉、倡導，以之為社會榜樣的意思；所謂“賢”，與一般意義上的“才”是不一樣的，它帶有很強的道德屬性，指的是那些既品格高尚、又富有才干的人。墨子認為，要想人口眾多、國家富足、社會安定，就要尊崇、重用賢人，不管他的出身、地位如何，只要有才有德，就給他以權力、地位、財富，讓他得到整個社會的尊重。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

　　今天看來，墨子的主張不但在當時有著非常大的現實意義，并且具有非常深遠的歷史影響。這種意義與影響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方面：第一，重用賢才，發揮他們的作用，可以直接對現實政治產生重大的直接影響。第二，尊重賢能，提高他們的待遇，可以在社會上形成很好的示范，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第三，突破門第、出身，唯賢是舉，有利于打破階層固化，促進社會成員的垂直流動，增進社會的活力。

　　先說第一點：“尚賢”對現實政治的影響。

　　我們在前面說過，“賢”具有兩點屬性：一是人品道德高尚，二是具有出眾的才能。重用他們，發揮好他們的一技之長，對建立現實的功業，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且與那些有才無德的人相比，重用賢才，也會減少很多難于治理的后遺癥。

　　尚賢而得到豐厚回報的，歷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劉備之于諸葛亮。在得到諸葛亮之前，劉備空有英雄之志，仍然免不了寄人籬下的命運。但有了諸葛亮，就完全不一樣了。他不僅很快得到了荊州這個寶貴的容身之地，并在不久之后抓住時機，得到了西川，最終與曹操、孫權鼎足為三。

　　與諸葛亮相比，司馬懿雖然也是絕頂聰明之人，但只能稱得上“才”，而不能說是“賢”。諸葛亮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條件地忠誠于劉備，當劉備在白帝城托孤時說出“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時，諸葛亮的反應是“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此后他果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蜀國、為后主劉禪殫精竭慮，至死方休。反觀司馬懿，雖然也為魏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最終還是借高平陵事件從曹氏家族手中奪得大權，后來他的孫子司馬炎篡位稱帝，則不過是司馬懿野心順理成章的延伸而已。兩相對比，“尚賢”的重要性一望而知。

　　再說第二點：“尚賢”對整個社會的示范和鼓勵作用。

燕昭王塑像

　　典型的例子是燕昭王之重用郭隗。在戰國七雄中，燕國本來就是特別弱小的一個。公元前314年，齊國入侵燕國，殺死燕王噲，占領了薊地八座城池。燕國岌岌可危。燕昭王繼位之初，采納大臣郭隗的建議，構筑黃金臺，拜郭隗為師，以此招攬天下英才。于是，樂毅、鄒衍、劇辛等賢能之士，從他國紛至沓來。在他們的輔佐下，燕國日益富強。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派樂毅伐齊，連下七十余城，幾乎將齊國滅掉。對此，后人多引以為鑒，并將其上升為規律性認識，即“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

　　“尚賢”所影響的范圍，絕不僅僅是“賢人”的群體。對于整個社會的風尚，也有很大的影響。國家用人，當然離不開解決具體問題的需要；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為社會樹立典范、引領社會風氣的需要。對于這一點，孔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對此進行了發揮：“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而唐太宗更是站在一個統治者的角度，對此做出了更為直截了當地說明：“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意思是：任用品行端正的人，那些做好事的人都會受到激勵；錯誤地任用為非作歹的人，那些做壞事的人就爭著往上爬。而官員群體的表率作用，必然對民間風氣的好壞起到關鍵性的影響，這就是儒家常說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再說第三點：“尚賢”對促進社會成員垂直流動、增進社會活力的作用。

　　周朝是典型的宗法制社會。所謂宗法制，就是按照血緣的遠近親疏來分享社會資源的制度。這種制度，隨著時代的演進，日益顯示出其不合理性。人類社會是一個各有分工、協作度極高的有機體，而既然存在著分工協作，就意味著不同的個體在這個有機體中所處的重要性不會完全相同，所享有的資源也一定會有所區別。但是，追求平等或者享有更多的資源，又是幾乎每一個個體的本能愿望。對于身處較低社會階層的那些人，特別是其中的精英分子來說，他們十分盼望自己或者后代有向上流動的可能。如果一個社會的階層固化了，這個社會必然會充滿不安與動蕩。一個社會，必需要有合理的垂直流動，為較低社會階層中的精英提供向上的通道，如此，這個社會才可能是健康與穩定的。春秋戰國時期，一方面，老貴族中人才缺乏，已經不能滿足各諸侯國之間殘酷競爭的需要；另一方面，隨著官府對知識壟斷的喪失，一大批出身比較低微的士人崛起，他們也有強烈的向上的愿望。此時，墨子提出統治者要打破血統界限，在社會各個階層中選拔有真才實學之人，在選賢、用賢等方面提出了較系統的理論觀點和具體方案，含有平等選拔人才的民主因素和合理使用人才的思想，這是具有歷史創新意義的。

　　墨子“尚賢”的主張，對于我們今天，也有積極的啟發意義。“尚賢”與“用才”是不同的。“才”是一個不含任何道德評價意義的詞，凡有一技之長者，都是“才”。對于那些有一技之長，但在品行方面有一定瑕疵的人，使用是沒有問題的，但對他們，是可“用”而不可“尚”的。有人或許會舉曹操的《求賢令》來進行反駁：曹操在《求賢令》中，不是說“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并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其麾下“謀士如云、猛將如雨”嗎？對此，我們要說的是，第一，當時是群雄爭霸的亂世，亂世之中首重的自然是才而不是德，這是當時特殊的時代環境造成的；第二，曹操本人在品德方面就有一定的瑕疵，所以對“德”的要求自然就會比較寬松，但即使如此，曹操對人才品德方面的要求也并非沒有底線。總之，在人才的使用中，“尚賢”要比一般的“用才”更具重要的意義與影響，它關乎國家治理，更關乎社會風氣，所以我們應該培養、發現和重視“賢人”。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