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chuàng)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shù)協(xié)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加強科技供給，服務(wù)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主戰(zhàn)場。‘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科學研究既要追求知識和真理，也要服務(wù)于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和廣大人民群眾。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偉大事業(yè)中。”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的最早出處，是宋代學者黃干在《朱子行狀》中概括朱熹為學特點時所說的一段話，大意是：通過深入探究事物的原理，掌握其內(nèi)在規(guī)律；而后親身付諸實踐，將理論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行狀”是古代的一種文體，用以概括死者生平，約略相當于今天的悼詞。黃干是朱熹的得意門生，深受朱熹器重，不但指定他為自己的學術(shù)繼承人，還把自己的次女許配給他為妻，所以黃干對朱熹的了解，應該說世上無人能出其右了。因為這段話對于朱熹的為學主張和特點概括得非常準確，所以后世的引用率極高，如《宋史》《宋元學案》等在談到朱熹的思想時，基本上都接受了黃干的說法。

朱熹塑像

　　朱熹，字元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又追封徽國公等，世稱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婺源），宋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詩人。朱熹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等。朱熹的理學思想因成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學而對后世影響極大。他也是唯一一位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位列大成殿十二哲，享祀孔廟，受到后世儒者崇拜的人。

　　朱熹“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的主張，從其最終目的來說，是為了完成他成就圣賢的目的，他所要“窮”的“理”，指的是所謂“天理”，而“天理”的概念在理學家那里是很清楚的，就是指仁、義、禮、智等儒家的倫理道德。在朱熹看來，這些儒家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都是先天存在的，要想成就圣賢人格，就要體認和窮究這些“天理”，讓這些天理在心中顯現(xiàn)出來，這就是所謂的“知先天”。不過，圣賢人格不是光知曉了這些“天理”就可以的，還要在現(xiàn)實生活中去實踐它，所以還需要“反躬以踐其實”。

　　在朱熹以及后世的那些“理學家”而言，成就“圣賢人格”乃是其為學的終極目的和人生的最高目標；又因為在元明清時期，“理學”是受到尊崇的官學，所以，“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主要是作為一種道德人格修養(yǎng)的主張而被人們尊崇的。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儒家學說已經(jīng)失去了“官學”的光環(huán)，而被朱熹等理學家認為是“天理”的一些東西，比如“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等封建倫理訓條，也已經(jīng)退出了歷史舞臺。那么，朱熹倡導的“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不是就失去其意義了呢？

　　不是的。因為除了具體的道德修養(yǎng)論內(nèi)涵之外，這句話還有著很高的認識論價值。這一價值，不因時代的改變而消失。

　　這是因為，雖然作為理學家的朱熹有著很高的道德熱誠，但與此同時，他的視野又絕不僅僅局限在儒家的倫理道德范圍之內(nèi)。朱熹闡述“格物致知”時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認為對天文、地理、生物、農(nóng)業(yè)、氣象等萬事萬物都應該研究。

　　朱熹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今天我們在談到朱熹的時候，一般都是把他作為一個哲學家、思想家、詩人來看待，總而言之是把他當作一個單純的“文科生”來看待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實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xiàn)象的自然學家”——這不是我說的，而是寫出了《中國科技史》的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說的。朱熹最感興趣的是天文學。這也是他自幼以來的一個情結(jié)。朱熹67歲時曾回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須有什么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朱熹用渾儀觀測過北極星的位置與地面所構(gòu)成的夾角，并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岳臺的關(guān)系以證明大地的運動，這表明了他通過對照比較各地不同的觀測數(shù)據(jù)而進行懷疑思考的科學精神。也正是在實際的使用中，他發(fā)現(xiàn)了渾儀的種種不足，為此，他還設(shè)計了一種可以使人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假天儀”。他設(shè)想設(shè)計一個球體類似天球，球體內(nèi)部標上星辰位置，人進入球體內(nèi)部，隨著球體的轉(zhuǎn)動，人可以隨之觀察星辰。據(jù)樂愛國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堯典》注中，朱熹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jié)構(gòu)，并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jié)構(gòu)。除此之外，朱熹對地質(zhì)學化石、否認神創(chuàng)論、宇宙起源、地心說、大地自轉(zhuǎn)、日食與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體形狀、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對氣候的影響、生物與人類起源、中醫(yī)診脈、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農(nóng)作物布局及具體的生產(chǎn)技術(shù)等問題都有見解和闡述。正像黃干在《朱子行狀》所說的，他“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

　　正是以大量的科學觀察、研究為基礎(chǔ)，朱熹的治學方法和主張也就突破了原有儒學的局限，而與今天科學的認知論在很多方面不謀而合。他的“窮理以致其知”，所窮之“理”，固然還是不脫“天理”的藩籬，但也包括世間無所不在的“物理”；他的“反躬以踐其實”，所踐之“實”，也就不僅僅是道德實踐，也包括生產(chǎn)、生活乃至科學的實踐。而“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也就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所講的“認識來源于實踐，最終又要指導實踐，實踐是認識的起點，也是認識的歸宿”不謀而合。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對今人而言，還有長足的啟示意義。主要表現(xiàn)為兩點：

　　一是其“窮究事理”的態(tài)度。“窮理”是朱子教導學生“求知”的方法，也就是格物、致知的實際法則。他認為：第一，窮理務(wù)須周到、徹底。朱子說：“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個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又說：“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個是，一個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

　　二是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態(tài)度。關(guān)于“實踐”，黃干在《朱子行狀》里說：“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朱子認為窮理之外，更要注重踐實（即躬行實踐）及居敬為主要的修養(yǎng)功夫。他曾說：“知與行工夫，須著并到。知之愈明，則行知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由此可見，朱子認為，知而不行，即證明所知還淺，所知還不夠透徹。他對于“踐實”與“力行”非常重視，絕不像一般人所評論說朱子崇尚空談，不重實行。

　　認識到的理論只有運用到實踐中去，指導實踐的發(fā)展，才能體現(xiàn)其價值。反之，實踐又會使人們產(chǎn)生新的認識，促進認識的發(fā)展。人類社會就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huán)往復中不斷前進的。而實踐作為認識的起點和終點，是尤為重要的，因此，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重視實踐、落實到實踐中去。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tǒng)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