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導彈武器”有兩個型號，一曰“東風”，一曰“長劍”——“長劍”二字，出自軍旅作家徐劍的導彈題材報告文學《大國長劍》。經國文章，千秋之事。44年軍旅生涯，寫了26部書，計700萬字，榮譽無數，而他最感幸福的，是為軍隊、為民族貢獻了這樣一個豪氣干云的不朽名詞。

　　每個奮斗者，都有自己切入這個壯闊時代的方式與視角；徐劍的切入方式，是他的軍人之眼與浩蕩文字。

　　1974年，16歲的徐劍應征入伍，隨一輛悶罐車扎入南國密林，成為一名為導彈筑巢的工程兵。那時的工兵團，往往悄悄鏖戰十載掏空一座山，筑起地下長城。正是篳路藍縷的艱難時期，原始機械、體力相搏，事故時有發生，一個導彈陣地建成，就會留下一座烈士陵園。按照軍中不擾民的慣例，葬禮往往在夜間舉行，那些年輕的戰友們，悄然而去，青春寂滅，野草荒冢，魂守大山。從那時起，徐劍暗許心愿，要寫一部書，紀念那些永遠沉睡在導彈陣地旁的戰友，“他們，不該被歷史忘記”。

　　徐劍做到了。1995年，《大國長劍》出版，記錄年輕的共和國導彈部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歷程。一劍挑三獎，包攬首屆魯迅文學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1997年，《鳥瞰地球》出版，寫導彈工程官兵的奉獻與犧牲。書成付梓，徐劍將那尚留墨香的書頁在戰友墓前默默焚燒，敬祭英魂。2018年，《大國重器》出版，寫火箭軍一個甲子的前世今生，為這支戰略威懾核心力量立傳。“導彈三部曲”至此收官，這是徐劍以筆當劍為戰友鐫刻的文學紀念碑，銘刻著這支沉默神秘的部隊一路壯闊發展，直到以“火箭軍”名字開始新征程的慷慨壯歌。

　　在徐劍筆下，有許多偉人英雄，正氣浩然。兩彈元勛鄧稼先因核輻射發病，病危之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組織給他配的紅旗車，他最后的心愿是看一眼天安門。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他問夫人：再過10年、20年，還會有人記得我們嗎？

　　在徐劍筆下，更有無數凡人，默默堅守內心的尊嚴。一位年輕排長和女友相戀5年，結婚前夕在導彈基地意外犧牲。秘密工程有嚴格軍紀，姑娘未能見未婚夫最后一面。多年以后，烈士陵園向公眾開放，人到中年的姑娘帶著丈夫和孩子，終于有機會第一次來看望昔日戀人。她說，這是一位帥氣的解放軍叔叔，他為了我們，永遠和那片青山埋在了一起。

　　情懷二字最是動人。金戈鐵馬的豪情滲入徐劍的血脈和筋骨中，讓他理解了何為奉獻，何為犧牲，何為偉大的祖國、壯闊的時代和可敬的人民。將筆墨和視野蕩開去，他到時代的現場汲取力量，定格了一個個民族重大時刻的細節和瞬間。1998年抗洪之后，他寫下《水患中國》，站立于當代治水與治國的高度，反思水患這一千古難題。青藏鐵路通車，他拿出浩浩60萬字的《東方哈達》，全景實錄這一“天字號第一工程”艱苦卓絕的建設歷程。《國家負荷》寫西電東送，《浴火重生》反映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2008年年初南方雪災，他寫出《冰冷血熱》；汶川大地震當天，年已半百的他接到委派電話，二話不說，奔赴災區，在余震不斷的廢墟里，向后方發來滿含生命之沉重的文字……

　　以腳為筆，以筆作劍。徐劍為自己定下“三不寫”的規矩：沒有用腳走到的地方不寫，沒有親耳聽過的故事不寫，沒有親眼看到的地方不寫。《大國重器》最后一頁，鄭重列出50個主要采訪人物，開國將軍宋任窮、向守志，原二炮司令李旭閣，兩彈元勛王淦昌……多年準備，厚積薄發，可見一斑。如何讓報告文學擺脫“好人好事表揚稿”的窠臼？如何保持對母語的敬畏之心，凸現真正的中國精神、氣派和風格？他有深入思考，更是身體力行。《東方哈達》創造了“上行列車”與“下行列車”交錯并行的敘述結構，將青藏高原的遼遠歷史引入文本，頗有大文化散文神韻，被評價“為國家重大工程的寫作探出了新路”，至今為人稱道。

　　這幾十年，走過了多少地方？寫滿了多少采訪本？曾與多少共和國的建設者秉燭夜談，激動處相對淚流？但“回首這些采訪和寫作經歷，至今令我感念乃至揮之不去的，仍舊是那些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徐劍說，這些平凡的勞動者，夢想微小，無非是為兒女賺一筆學費，為愛人買一間小屋，為爸媽賺一筆養老費……可是，這夢想又何其偉大，“正是普通人圓夢的故事，沉淀為中國故事的精神底色。”

　　2018年，徐劍60歲，脫下戎裝，告別摯愛的軍旅生涯。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手握30多項全國、全軍文學獎，被中國文聯評為“德藝雙馨”文藝家，卻沒有稍許自矜之色。比如，這個夏天，剛剛完成歷時兩年采訪、謳歌南海填島勞動者事跡的《天風海雨》，為老英雄張富清寫下《永遠的軍姿》，他又投入長篇報告文學《天曉1921》的采寫中，尋覓黨的“一大”代表的生命遺跡。熱血仍在沸騰，腳步沒有停止，他的筆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