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

　　《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這是對我國社會治理實踐探索的經驗總結，是社會治理理念的創新發展，是順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選擇，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

　　第一，這是對我國社會治理實踐探索的經驗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斷探索和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在理念上經歷了從社會管控到社會管理、再到社會治理的歷史性飛躍，在體制和制度上經歷了從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到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再到完善社會治理制度的逐步深化。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基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次提出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所有這些經過不斷探索實踐、不斷改革創新，為構建符合當代中國國情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打下了堅實基礎。

　　第二，這是社會治理理念的創新發展。我們黨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現了社會治理理念的升華，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治理規律性認識的不斷深化與精準把握，是社會主義本質及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在新時代的重要體現。共建，即共同參與體系構建，社會治理，不只是黨委和政府的責任，也是市場主體和社會各方的責任；不再是簡單的管理與被管理、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而是社會各方主體平等協商、合作互動的關系。共治，即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強化各級政府的主體責任，增強社會各方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和活力。共享，即共同享有社會治理成果，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歸根到底是為了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意味著新時代的社會治理主體，從政府主導轉向黨委領導、政府負責下的社會多元共同治理；治理方式，從過去自上而下的單向管理轉向多元良性互動；治理目標，由過去偏重經濟增長轉向更加重視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有利于形成多元主體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協同共進的社會治理局面，有效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三，這是順應社會治理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的必然選擇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安排。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社會治理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法手段不斷發展創新，社會治理體系不斷拓展完善，社會安全穩定形勢持續向好。同時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結構日趨多樣、價值取向日趨多元、利益訴求日趨多變，社會矛盾風險累積疊加，社會治理面臨的形勢和環境更為復雜。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任務新挑戰。所有這些，都迫切需要通過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讓更多的社會主體和市場主體參與社會治理、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實現社會治理、并且更加公平地享受社會治理成果。對《決定》提出的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的新觀點新要求新部署，我們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全面貫徹落實，把黨的堅強領導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優勢，讓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效能日益彰顯，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