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這一要求，體現了黨領導下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理念，是社會治理理念、治理體制和治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創新，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一，多元社會主體合作共治，是我國社會治理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階層分化、社會關系多樣、社會利益多元，單靠某一種社會力量，難以處理好我國快速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難以治理好我國處在急劇變革中的巨型社會，難以解決好各種風險和挑戰。過去由于政府包攬過多，社會處于附屬、被動位置，群眾遇到事情大多會推給政府，使政府不堪重負，成為我國社會治理中的一個最大難題。進入新時代，社會治理已不再是黨委和政府的“獨角戲”，而是在黨的領導下，政府、社會組織、公民以及各方良性互動，為促進社會協調運轉的共同治理。只有激發社會活力，堅持黨領導下的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發揮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在社會治理中的協同協作、互動互補、相輔相成作用，才能形成推動社會和諧發展、保障社會安定有序的社會治理合力。

　　第二，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完善的、現代化的社會治理體系中，堅持黨委領導是根本，完善政府負責是前提，開展民主協商是渠道，實行社會協同是依托，動員公眾參與是基礎，搞好法治保障是條件，提供科技支撐是手段，七位一體，有機聯系，不可分割。黨委發揮的是領導核心和政治保障作用，這個作用是政府、社會、公眾等其他治理主體所無法替代的。黨對社會治理工作的領導，既體現在各級黨委對社會治理的宏觀決策和微觀推動，也體現在黨的基層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發揮引領帶動作用以及調節平衡作用。政府負責，是國家履行社會管理職能的題中應有之義。政府應更加注重發揮在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中的職能作用，負責具體的組織管理，包括建立健全社會建設和管理的政策法規，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公共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推進社會事業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等。民主協商，就是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要堅持和完善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完善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豐富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先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找到人民群眾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社會協同，是整合社會治理資源的重要依托和平臺載體，就是要充分發揮群團組織、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鼓勵和支持其參與社會治理、公共服務，加強政府與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的分工、協作以及不同社會組織的相互配合。公眾參與，就是引領和推動每一位公民、每一個家庭充分參與社會治理，有效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人民依法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確保社會治理過程人民參與、治理成效人民評判、治理成果人民共享。法治保障，就是要把社會治理納入法治化軌道，加強社會治理相關法律法規和有關政策制度的制定完善工作，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破解難題、促進和諧，充分發揮法治對社會治理的引領、規范和保障作用。科技支撐，就是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統籌推進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等各種信息數據的集成運用，為提升社會治理整體效能、不斷提高現代治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撐。

　　第三，努力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善不善于發揮社會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形成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局面，是衡量黨委和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把《決定》的要求真正落到實處，就要進一步完善和優化社會治理體系，既充分發揮黨委領導作用和政府主導作用，又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積極參與，增強各類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市場主體和公民個人參與社會治理的責任，充分發揮各自應有的功能和作用，使多元社會主體在這個社會治理共同體中既良性互動，又各盡其能、各展其長，從而最大程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形成社會治理整體合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學習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