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必須“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對此，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來加深理解。

　　第一，基層是我國社會治理的基礎和重心。治國安邦重在基層，基層是人民群眾生活休憩的家園，是黨執政的最基層細胞，也是社會治理最基礎的單元和最深厚的支撐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基層，必須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許多地方和部門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基層治理的有效性，事關社會治理的有效性，也事關國家治理的有效性和黨執政的穩定性。基層的管理和服務能力越強，社會治理的基礎就越牢、越堅實；反之，就會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要加強社會治理的基層基礎工作，就必須健全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共同參與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夯實基層社會治理基礎。

　　第二，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就必須把資源、管理、服務放到基層。基層是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神經末梢”。一些地方在把工作任務、考核責任一股腦兒推到基層的同時，對基層各種必要的政策傾斜和服務配套卻往往跟不上，致使一些基層不堪重負。一些基層干部感嘆：這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核心是人”。真正重視基層，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就應該把資源、管理、服務放到基層，而不是單純把工作任務、考核責任推給基層。要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就要把更多社會資源、管理權限和民生服務下放到基層，把人力、財力、物力更多投放到基層，使基層有職有權有物，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協調和解決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為基層百姓更好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

　　第三，積極推動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基層是最接地氣、最能直觀反映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狀況的地方，基層的治理狀況、治理能力也會隨時隨地受到群眾最直觀的檢驗。新中國成立以來，很多成功的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的模式是基層干部和群眾創造、后來推廣到全國的。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生的重大變遷，基層的感受也最深刻。按照《決定》要求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就要健全以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新型社區治理體系，拓寬群眾參加社會治理的范圍和途徑，豐富內容和形式，讓群眾能夠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就要深入開展以居民會議、議事協商、民主聽證為主要形式的民主決策實踐，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實踐，以村務公開、居務公開、民主評議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監督實踐，全面推進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就要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其中，自治是社會基層運行的基本方式和依托，必須完善城鄉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增強社會活力；法治是社會現代化的根本保障和主要標志，必須全面加強社會法治建設，強化法治保障；德治是社會現代化的靈魂和根基，必須加強社會道德建設，弘揚社會正氣。只有堅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密切聯系、良性互動、相互促進，才能使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得以持續、健康、順利發展。

　　積極推動基層社會治理創新，還要著力健全社區管理和服務機制，推行網格化管理和服務，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發揮群團組織、社會組織作用，發揮行業協會商會自律功能，依托工會、共青團、婦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開展形式多樣、方法靈活的平等對話、相互協商、彼此談判、規勸疏導，化解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推進以行業規范、社會組織章程、村規民約、社區公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規范建設，充分發揮社會規范在協調社會關系、約束社會行為、保障群眾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過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行為符合社會共同行為準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學習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