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這句名言是2018年7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組織路線對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做好黨的組織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現在，需要明確提出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這就是：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組織體系建設為重點，著力培養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著力集聚愛國奉獻的各方面優秀人才，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強組織保證。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要在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中切實貫徹落實。”

　　“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出自楊泉《物理論》，全句為：“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意思是，抓住總綱，漁網的網眼自然會張開，抓住根本，末節就自然會順從，擅長賞賜的人只要賞賜一個好人就能鼓勵天下所有好人行善，擅長懲罰的人只要懲罰一個惡人就能制止天下所有壞人作惡。

　　楊泉字德淵，會稽郡（今浙江紹興）人，魏晉時期的哲學家。楊泉早年在戰亂時自梁入吳，居于會稽，是一個處士，也就是一個有才有德卻不愿意做官的人。西晉滅吳后，會稽相朱則曾向晉武帝上書舉薦楊泉，稱其“清操自然，征聘終不移心”。朱則的薦詞完全正確，晉武帝詔拜楊泉為郎中，楊泉依然不愿做官，不久后隱居山林專心著述。哲學史上提到楊泉，一般都認為他是魏晉時期樸素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而其標志性著作，就是《物理論》。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物理論》中的大部分篇章，都已經在歷史的長河中散逸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物理論》，是清代著名學者、藏書家孫星衍從《太平御覽》《北堂書鈔》等引用《物理論》的書籍中輯錄而出的。從現存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對于宇宙發生論，楊泉持“水一元論”，所謂“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皆由水而興”；對于人的肉體與精神的關系，楊泉認為身體和精神就如燃料與火的關系，就像燃料燒完后不會有余光，身體死了以后也不會有余魂。除了類似對于宇宙本源的追問、自然規律的探尋、肉體與精神的相互關系等抽象哲學問題的討論，《物理論》也涉及一些社會治理的規律性問題，如“構大廈者先擇匠而后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后民定”“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猶欲捕麋鹿而兔苴，不可得也。兔苴不能擊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甚至還包括一些社會人生的智慧，比如“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謂不然，變出無間。勿謂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心與口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等等。總體來看，《物理論》是一部涉獵范圍廣泛的格言警句集錄，飽含真知灼見，足以啟迪智慧。

　　具體到“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這句話，它從一個生活中習見習聞的現象“秉綱而目自張”出發，總結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執本而末自從”，而后將這個規律推延到政治治理中，于是就得出了“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的結論。當然，站在現代人的視角，特別是對于受過一定邏輯訓練的人而言，楊泉的推導并不嚴密，它更多地是一種比喻或類比論證，借助對自然規律或生活現象的揭示，推導出某些更為抽象的道理和主張。這種論述方法在中國古代十分流行。古人缺乏現代社會所擁有的思維工具，類比或比喻思維就是他們最容易抓住的思想工具，孟子、莊子、韓非子等著名思想家都是這種比喻或類比論證的大師。這種論述方法在現在看來或有不夠精確之處，但這并不影響結論的精彩與長足的啟示意義。

　　“秉綱而目自張”，無疑是整句話中最核心的義項。不過，盡管整句話出自楊泉之手，但這個核心義項，卻早已多次出現在此前的中國典籍比如《呂氏春秋》《白虎通》《詩譜序》中了，如“用民有紀有綱，一引其紀，萬目皆起；一引其綱，萬目皆張”“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等。這些都說明古人早已在“綱舉目張”這個生活中常見的現象中發現了“執本末從”的道理，那就是在面對復雜形勢和繁重任務時，首先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又要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

　　從楊泉在“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后面所接續的“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的表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楊泉看來，“善賞”與“善罰”，是能夠使“賞罰”這個大網“萬目皆張”的那個“綱紀”。那么，究竟怎樣才算是“善賞”和“善罰”呢？秦孝公時期主持變法的商鞅，就為我們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政府在百姓心中早就沒什么威信了。而商鞅就通過一賞一罰，就達到了勸懲的目的，從而使新法迅速取信于民，為此后的變法打開了局面。

　　在推出新法令前，放了一根木頭在城墻南門，規定誰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就賞他十金。民眾一開始不信，沒有人上前，直到商鞅將賞金提到五十金，終于出來了一個壯士把木頭搬到了北門。商鞅立刻如約賞他五十金，一舉取得了民眾的信任。但僅僅獎賞百姓去做政府倡導的事情還是不夠的。在很多時候，一個社會禁止人們不去做什么的“負面清單”，比一個鼓勵去做什么的“正面清單”更加重要。為了達到“令行禁止”的目的，商鞅又罰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秦國的太子。當然，太子是未來的國君，不可能對太子本人動刑，于是商鞅就替代性地懲罰了太子的老師，將兩個老師一個在臉上刺字，一個抓進了監獄。秦國上下看到商鞅執法如此嚴格，都知道商君之令是不可違抗的。就這樣，通過一賞一罰，商鞅的威信就樹立起來，而民眾的信任也是之后變法成功的關鍵。短短幾年之后，原本是西陲小國的秦國就一躍而成為七國之中最強盛的國家，不僅當時就極大地扭轉了秦國的局面，也為后來秦國的統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當然，“綱舉目張，執本末從”的道理絕不僅僅適用于“賞罰”。越是復雜宏大的事情，就越是需要迅速理清線索、抓住綱領，區分本末，抓住重點的能力。漢代的開國皇帝劉邦，就是這樣一個做事善于抓住重點與根本的人。當年楚漢相爭，劉邦贏得了最終的勝利。有一次劉邦大宴群臣，席上問了大家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得了天下的是我劉邦，而不是項羽，并告訴大家都要坦誠作答，不許隱瞞。高起、王陵回答說這是因為您樂于與大家分享勝利果實。每次攻城略地，您都會把攻下的城池賞給將領，但項羽就不是。聰明能干的，項羽就懷疑他；立了大功的，項羽就殺害他。這就是項羽丟掉天下的原因。劉邦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個人——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張良；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不斷供給軍糧，我比不上不如蕭何；率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我比不上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龍鳳，我能夠任用他們，這就是我能得到天下的原因。反觀項羽，他手下真正的人才只有一個范增，還不能好好任用，他怎么可能得到天下呢？

　　劉邦與群臣的這一段問答，就把他作為政治領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素質體現出來了，這就是把控全面局勢，解決關鍵問題的能力。兩國相爭，這當然是超復雜的事情，涉及到的問題多如牛毛。要處理的事件千頭萬緒。那么，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哪里？當然是人才。找到真正的人才，將他放到合適的位置上，給他充分的權力和充分的信任，所有的問題就都能迎刃而解。張良可以謀劃一局戰略，韓信可以打下一場戰役，樊噲可以贏得一場戰斗，而劉邦要做的就是把他們都編入自己的網中。抓住了用人這個關鍵，就抓住了對楚作戰的總綱，“舉一綱而萬目皆張”，讓一切工作都變得有聲有色、有條不紊，最終獲得勝利。“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指的不僅僅是一種顧全大局的態度，也是一種把控大局的能力。而要擁有這種態度、獲得這種能力，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格局。

　　讓我們從經典回到現實。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要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好，我們黨必須勇于進行自我革命，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而組織路線對于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做好黨的組織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組織路線明確了，就能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決的組織保證。組織路線這條黨建的總綱，我們必須牢牢抓住，不可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