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習近平總書記是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這一名言的。習總書記說：“全面加強紀律建設，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紀律嚴明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障。黨的十九大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表明了用嚴明的紀律管黨治黨的堅定決心。”

　　“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出自宋代包拯的《上殿札子》，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法令能夠得以執行，紀律自然就會嚴明，這樣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沒有不能被教化的百姓。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歷任三司戶部判官及京東、陜西、河北路轉運使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樞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之名。謚“孝肅”，有《包孝肅公奏議》傳世。“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即出自《包孝肅公奏議》的《上殿札子》。

　　“札子”是古代公文的一種形式，用于向皇帝或長官進言議事。包拯的這封《上殿札子》作于宋仁宗慶歷七年（1047年），當時發生了較為嚴重的旱災，按照“天人感應”說，一定是國家的治理特別是司法方面出現了問題。仁宗于是下罪己詔，并要求官員積極上書言事，指摘朝廷存在的過失以圖改進，包拯于是就寫了這封有名的札子，表達了自己對于司法方面的一些感觸和建議。

　　具體到“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這句話，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 “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延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于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在陛下力行而已。”

　　這段話的大意是：法令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手段，國家的治亂安危很大程度上維系在法令上，所以一定要謹慎對待。近些年來，朝廷在法令方面有因循茍且之處，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人們認為國家的法令不足相信，那么還怎樣用它來賞善罰惡呢？唐朝的時候，文宗皇帝曾經問宰相李石怎樣治理天下才能事半功倍，李石回答說朝廷的法令能夠嚴格執行，天下治理起來就會輕松很多。這話說得太對了。所以我希望陛下要信任正人君子，嚴格按照法令辦事，做得好就賞，做得不好就罰；忠誠正直的就算關系再遠也要提拔，奸佞邪惡的就算是親信也要貶斥。法令能夠貫徹執行，那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沒有教化不好的百姓，關鍵就在陛下能不能嚴格執行了。

　　“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包拯的這段名言，強調的是“法令既行”也就是國家的法律、命令得到貫徹實施的重要性。那么，怎樣才算是“法令既行”了呢？從這句話所出自的語境中來看，包拯實際上強調了兩點：一是“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二是“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

　　“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強調的是法令要陟黜有據，賞罰分明。

　　陟黜有據，賞罰分明，對于國家的治理確實非常重要。國家由數量眾多、個體情況各異的成員所構成，維系這樣一個龐大組織的運行，靠邊界模糊的情感、道德來維系是根本不可能的。能夠讓這樣一個龐大組織運行起來，唯一能夠依靠的就是規則，而這個規則要想得以有效實施，一是它本身必須明晰，二就是它實施的結果必須明晰。這兩點綜合起來，就是中國司法史中一再強調的“明法”。比如韓非子在《六反》中就曾指出“圣人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存輕貨于幽隱，雖曾、史（曾參、史魚，古賢者）可疑也。懸百金于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曾、史可疑于幽隱；必知，大盜不取懸金于市。”荀子在《君子》篇也說“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大賊害之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這些話語，都清晰地指出，只有做到陟黜有據、賞罰分明，人民才能知道該怎么辦、不該怎么辦，做到進退有序，秩序井然；才能培養人民的規則意識和守法精神，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奸邪的官員從中漁利、非法殃民。

　　歷史上關于“明法”而取得突出效果的突出事例莫過于“商鞅立木”。商鞅在變法之初，為了取信秦國的百姓，就在都城南門外豎了一根木頭，說凡是能將木頭搬到北門的就可以獲得十金。木頭不算很大，有點力氣的成年人都可以搬走。老百姓以為政府在和人們開玩笑，所以根本就沒有人動。商鞅把獎勵提高到五十金，才有一個人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將木頭從北門搬到了南門，而商鞅立刻就兌現了獎賞，從此秦國百姓都知道商鞅是說話算話的，此后他再發布什么政令，百姓馬上就會按照要求去做。要求清晰明確、賞罰確定不移，這是法令能夠起到應有作用的重要條件。

　　“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強調的是在執法的過程中要做到公平公正，一視同仁。

　　法令明晰了，還有一個執行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代杰出的法治人物們強調的都是公平公正、一視同仁。這是因為，假如有法不依，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偏差，那么它也就很難取信于民，起不到其預期的效果。比如《商君書·賞刑》就強調要“一賞，一刑，一教”；《韓非子·有度》強調“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揚權》強調“動無非法”，“執一以靜”，故“圣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又因為對法令造成破壞的，一般都是具有某些特權的階層，所以古代的思想家、哲學家們的目光，也就都將法的平等性重點指向了權貴階層的法外特權，比如針對一些高官權貴，大權在握，目無法紀，超然法外的現象，古人就強調“法不阿貴”，比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就指出“治強生于法，弱亂生于阿”；針對以私情代公法，以游說擾法律，邀功避罪，無功升遷，無能得官等現象，古人就提出“法不遺愛”，如諸葛亮在《前出師表》就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針對一些人視功勞為特權，居功自恃，傲視法令的情況，古人就提出“功不抵罪”，如《商君書·賞刑》就說：“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即使對國家做出過貢獻者，也不能由此取得法外特權，可以允許犯罪者戴罪立功，以功贖罪，但不能允許以前功抵后罪。

　　法規政策的良好落實還需要當政者以身作則，需要公平公正的態度。

　　在這方面，中國的古圣先賢留下了許多智慧的話語。管仲說：“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上不行法則民不從彼。”（《管子·法法》）孔子也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篇》）為官者的一言一行都影響著民眾對法規政策的態度。老百姓習慣性地要求官員應當是有高尚政治品德的人，把官員看成是國家政府的代表，為官者自身的正直品行、遵紀守法就是對民眾的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如果官員自己帶頭不遵守法律，又怎么能要求民眾對法保持敬畏之心呢？

　　公正是一切法規暢行的基礎。《戰國策·秦策一》在評價商鞅治秦的成就時稱贊道：“法令至行，公正無私。”《商君書·勒令》也說：“法平則吏無奸。”由此可見，執法的公平公正是推行政策的必要條件。公正，就意味著無論身份、地位、財富等的高低多寡，只要觸犯法律，就必須受到應有的懲罰，只要做了好事，就應當依法給予獎勵。《韓非子·有度》說：“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歷史上，關于執法公平、一視同仁的例子，又莫過于包拯本人。比如他在擔任監察御史時，就曾彈劾并堅持要求仁宗罷免了與宰相陳執中關系密切并深得仁宗寵愛的轉運使的貪官王逵，任廬州知州時又懲戒了借自己官威橫行鄉里的族人，等等。民間說他有龍頭、虎頭、狗頭三口鍘刀，龍頭鍘鍘皇親國戚，虎頭鍘鍘貪官污吏，狗頭鍘鍘地痞流氓，無論是誰，只要作奸犯科，犯下死罪，到包公手中，不問高低貴賤，一律開刀問斬。這雖然是傳說，但其中表現出的，是百姓對于包公公平執法的肯定，以及對于司法公平的渴望。

　　所以，包拯的這句話雖然看似簡單，但內中所包含的，卻是極其豐厚的傳統智慧以及包公本人寶貴的治理經驗與司法良心。這些寶貴的經驗與智慧，直到今天，也依然閃耀著動人的光芒，能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治理提供寶貴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