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是2019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古人說：‘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制度穩則國家穩。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最根本的是因為黨領導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成和發展了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斷加強和完善國家治理。”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出自《商君書》。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凡是要建立國家，制度問題是不能不明白的。

　　“商君”，指的是商鞅。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孫氏，名鞅，衛國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軍事家，是先秦法家的代表性人物。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并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他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他統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史稱為商鞅。因為變法觸犯了許多權貴的利益和特權，所以在秦孝公死后，商鞅就遭到了公子虔等貴族誣害，最終被車裂而死。

　　《商君書》現存26篇，其中兩篇，即《刑約》《御盜》有目無文。《商君書》舊題“商君撰”，但書中所提及到的歷史事件，最晚的是發生于公元前260年的“長平之戰”，此時商鞅已死近80年，故絕無可能出于商鞅之手。另據后人考證，像《錯法》《徠民》等篇也非出自商鞅所撰。歷代學者根據各篇涉及的人物、史實、制度以及文章整體的風格特色，一般認為《墾令》《境內》《立本》《戰法》《兵守》等篇為商鞅所著，能夠較真實地反映出商鞅思想的原貌；其余各篇雖非商鞅親著，但思想體系仍與商鞅保持一致。因此，將《商君書》定性為商鞅及其后學的著作匯編，是較為合理的。

　　具體到“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這句話，其出處是《商君書》的《一言》篇。其具體的上下文是：“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而樂戰。”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凡是建立國家，制度不能不清晰，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政務不可不謹慎，根本之業不能不集中。國家的制度合于時勢，那么國家的風格就能改變，而民眾就遵守服從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么官吏中就不會發生邪惡的事；國家的政務統一，那么民眾就服從國家調用；國家所從事的根本之業專一，那么民眾就會喜歡農業而愿意打仗。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言》篇雖然列在《商君書》的第八篇，但它討論的卻是治理國家的根本之道，高屋建瓴，所以其實是整部《商君書》的核心。在文章中，作者開列了建立國家要搞定的幾件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制度要合宜、法制要清明、政務要統一、根本之業要集中，整篇文章，實際上都是圍繞著這幾個點而展開的。而在這幾件最重要的事情當中，制度的問題又被列在首位，可見《商君書》的作者對這個問題的極度重視。

　　商鞅的政治實踐，實際上也證明了這一主張的正確性。我們常說“商鞅變法”，那么“商鞅變法”變的是什么？說到底，變的是國家制度。效果如何？我們可以通過變法前后秦國的變化來進行對比。舉其要者，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和其他諸侯國一樣，實行的是周制，在這種制度下，土地掌握在周天子和各級封建領主手中，世代占有，不允許私自買賣，這種制度不合乎當時已經發展了的生產力實際情況，嚴重影響了土地實際使用者的積極性，使得耕作的效率非常低下；實行世卿世祿制，國家的權力掌握在大小貴族手中，所謂“肉食者鄙”，這種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養尊處優、不知稼穡的世襲貴族，在素質上也很難保證，這就使得國家的整體治理水平很難提高；國家的土地人民實際控制在封建領主手中，他們各有自己的政治資本和利益，并不真正地聽命于中央，這就使得國家力量很難得到統一與集中。商鞅變法，改變的就是這些根本的制度。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這就極大地刺激了土地所有者從事生產的積極性，有利于農業的發展；獎勵耕織，鼓勵一家一戶的男耕女織的農業生產，以生產糧食和布帛多少為標準，凡是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這就促進了小農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保證了封建國家的財源和兵源；獎勵軍功，規定以在前線斬得敵人的首級多少為依據，按照軍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貴族凡事沒有立軍功的就沒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權，這就嚴重打擊了舊貴族的特權，鼓舞將士勇敢作戰，加強了秦軍的戰斗力；普遍推行郡縣制，由國家直接派官員進行治理，使地方直屬中央，從而加強了中央集權。而這樣的結果是什么？是秦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商鞅變法之前的秦國，齊、楚、燕、韓、趙、魏六國都已成氣候，秦國遠處雍州，土地貧瘠，文化落后，被山東六國當作蠻夷看待。比經濟文化落后更大的壓力是軍事上的。秦國東鄰魏國，而魏國經過吳起變法以后，兵強馬壯，它不斷向西拓展，已經逼近咸陽一代，而秦國則節節敗退，落于絕對的下風。而在商鞅變法十余年后，秦魏兩國的情勢就發生了根本逆轉，秦國戰勝了昔日的霸主魏國，將黃河以西六百里的土地據為己有。此后的若干年里，更是成為七國中最強大的帝國，為此后秦始皇的掃平六合奠定了基礎。

　　當然，對于商鞅變法，歷史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有對商鞅進行熱烈贊美的，也有對商鞅進行刻毒咒罵的。客觀地說，商鞅為人刻暴，做事不留余地，其性格并不可愛；其一些政策比如獎勵戰爭而將百姓變成戰爭的工具，實行連坐對人身進行嚴密的控制等，也是野蠻而不值得贊美的。但是，商鞅變法能夠成功，其思想中一定是蘊含著一些能夠超越具體時代和具體法令的智慧，并足以給今天的我們帶來啟示的，而其中最大的啟示，就是制度的變革能夠給國家發展帶來的巨大動力。我們看，秦國還是那個秦國，人民還是那些人民，但就是因為制度變了，所以就能夠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整個國家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也不僅僅是商鞅變法。“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這一治理國家的經驗之談，已經被中外歷史所證明。以當今世界而論，許多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資源狀況其實非常類似，但經濟社會的發達情況卻存在著極大的差別。更有甚者，有的國家的資源狀況優越，卻始終在貧窮的邊緣徘徊；有的國家資源貧瘠，卻能夠在此基礎上建成高度發達的社會。正是建立在對這一現象深刻觀察和反思的基礎上，兩位著名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大學的德隆·阿西莫格魯、以及哈佛大學的詹姆斯·羅賓遜教授就撰寫了一本享譽世界的名作《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在這本著作中，作者對比考察了二十多個國家情況，最后得出的答案是：是制度決定了國家的發展水平，在關鍵的歷史時期，政治制度在不同的國家產生分野，進而培育出不同的經濟制度，最終形成了國家發展水平的落差。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慣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互相強化，使得好的制度良性循環，壞的制度惡性循環。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都雄辯地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制度競爭是國家之間最根本的競爭，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優勢。一個國家的制度好不好，有沒有競爭力，要看它是否與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就是適于我國國情的制度。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根植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融合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演進中形成的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比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等，是黨和人民長期奮斗、接力探索、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正是在這一制度的治理下，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取得了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一是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我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文化影響力、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二是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我國長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可以說，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沒有任何一種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能夠在這樣短的歷史時期內創造出我國取得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這樣的奇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已經無可置疑地證明了它所具有的優越性。對于這一根本成就，我們必須高度自信，倍加珍惜，毫不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