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是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希望大家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左傳》講‘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高的境界。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社會影響力大，理應以高遠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為社會作出表率。”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段話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意思是第一等的不朽事業是成就美德，其次是建立功業，再次是著書立說。

　　《左傳》的全名是《春秋左氏傳》，也就是左丘明為《春秋》所做的“傳”。所以，要說《左傳》，就要先說《春秋》。《春秋》本是先秦時期各國史書的通稱，它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載歷史大事。可惜的是，先秦國家的史書大多都已經亡佚，只有魯國的《春秋》保存了下來。孔子在魯《春秋》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加工，這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作為“經”的《春秋》。它按照魯國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順序，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間的歷史，其內容以魯國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諸侯國。

　　然而，《春秋》總共只有一萬六千多字，記事太過簡略。要想對具體的歷史事件和文字背后的深意有所了解，就必須借助解釋文字。《春秋》是“經”，解釋“經”的文字叫“傳”，“左傳”就是左丘明為《春秋》所做的傳。和另外兩部為《春秋》所做的傳也就是《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相比，《春秋左氏傳》史料翔實、敘事完備、文字精美，對春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情況進行了全景式的展現，對理解那個時代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極具史料與文化價值，所以最受后世重視。

　　《左傳》中體現著“和諧”的思想。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和追求“和諧”之道。《左傳》昭公二十年中晏子和齊景公的一段對話就是典型例子。晏子繼承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從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三個方面對“和”進行了論述，認為“和”既是一種境界，也是處理政務時應當遵循的原則。《左傳》重視“和”，更體現在政治方面。像秦晉韓原之戰后，秦穆公就問晉國使者說：“晉國和乎？”即用“和”來判斷對方國家安定與否。又如，定公九年，陽虎請師伐魯，齊國國君準備答應這一要求，大臣鮑文子卻說：“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可見，國家內部的和諧、百姓的齊心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可以凝聚人心、抵御外辱。

　　具體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出自于《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其具體的語境是這樣的：魯襄公二十四年的春天，魯國大夫叔孫豹到晉國。迎接他的是晉國大臣范宣子。范宣子本名祁匄（gai），因為封地在范，謚號為宣，所以后世稱他為范宣子。范宣子見到叔孫豹，就問了他一個問題，說古人講‘死而不朽’，你知道這是什么意思嗎？叔孫豹不知道他想說什么，就沒有回答。范宣子自己接著說，從前我的祖先，從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龍氏，在商朝是豕韋氏，在周朝是唐杜氏，晉國主持中原的盟會的時候是范氏，恐怕所說的不朽就是這個吧！叔孫豹回答說：你說的這個恐怕只能叫富貴傳家，不能叫不朽。我們魯國從前有一位大夫叫臧文仲，他雖然死了，但所說的話卻代代流傳，這才叫不朽。我聽說，有三樣東西是不朽的：第一等是樹立德行，第二等是建立功業，第三等是著書立說。有這三樣，人雖然死了，影響卻會長久地流傳下去，這才能叫做不朽。

　　“三不朽”說法的由來，就是這樣。叔孫豹這個人，在中國歷史上算不上一個有什么影響的杰出人物，最后還死在自己的庶子豎牛手中，人生結局也很不美妙。但是，其“三不朽”的言論，卻可以說是在中國文化中影響至深的言論之一。我們在很多場合，都能聽到各種人在使用“三不朽”的標準，來評價一個人的成敗得失。比如明代大儒王陽明死后，人們用一副楹聯來評價他，說他是“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萬人師”；晚清名臣曾國藩死后，他的弟子寫挽聯憑吊他，也說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相為將一完人”。毫不夸張地說，“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自其產生之后，就成為那些志存高遠的有識之士終生奮斗的目標，以及我們中國人對一個人的成敗得失進行判斷的重要標準。

　　那么，為什么這樣一個在歷史上微不足道的人物，說出的這番話，卻能夠對中國文化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以“最儒家”的方式，回答了一個所有人都必須面臨的根本問題：如何面對生死。因為儒家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就成為官方學說，《左傳》也成為“十三經”之一，受到中國社會的廣泛認可，所以這個說法也就日益深入人心。

　　我們說以“三不朽”來對抗死亡的方式“最儒家”，主要基于兩點。

　　一是這個說法中所反映出來的現實理性精神。

　　生死是所有生物都會面臨的問題，人也一樣。但是，人又和其他的所有動物不一樣，這個不一樣，就是人是知道自己是會死的。正因為如此，人對于死亡，就有一種其他動物所沒有的預見，并因為這個預見而對于死亡有著一種恒久的恐懼。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人們也曾經給出了很多答案。在科學不昌明的時代，宗教家們給出的答案是被接受程度最高的，那就是彼岸世界。當然，這個彼岸世界的途徑，不同的宗教家所描繪出的具體圖景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中國的道教描繪出的彼岸世界是海外仙山，是瑤池天宮；印度的佛教描繪出的是六道輪回，是西方極樂世界。

　　但是，這種答案卻并沒有被充滿現實理性的儒家所接受。以孔子而言，他對鬼神、對彼岸世界持有的是一種很明顯的理性懷疑態度。他很少談論鬼神，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對于死后怎么辦的問題，他的態度是存而不論，比如當學生問他人死后會如何時，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但是，人們對于死亡的恐懼是根深蒂固的，孔子的存而不論，沒有也不可能消解人們因為這個問題而帶來的疑慮和恐懼。那么，如何消解這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呢？這是儒家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明乎此，則叔孫豹“三不朽”說法意義，也就很清楚了。它非常坦誠地承認了人是會死去這個事實，但是，它也允諾了另一種意義的永生，這種永生，就是把自己的個體生命融匯到群體記憶的長河之中，在代代相傳中成就精神的不死。這一回答，坦率而理性，與儒家重視現實人生、注重文化傳承的態度不謀而合，所以受到后世儒家的推重，也就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了。

　　二是這個說法中蘊含著“重德”的價值取向。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這“三不朽”中，“立德”是排在第一位的。而這與儒家的立場也是一拍即合。

　　儒家是對倫理道德特別看重的學派。實際上，作為儒家學說核心觀念的“仁”，就是各種美德的最高概括，這就是后世儒者一再強調的“仁統諸德”。關于這一點，后世儒者多有論述，而在《論語》《中庸》等儒家元典中也有很多體現，比如《論語·學而》“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比如《論語·陽貨》“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公，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又比如《論語·憲問》“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還比如《中庸》“知恥近乎勇”，等等。關于這一點，黑格爾對《論語》的觀感可以對此進行很好的印證。他說，實際上在孔子那里，“只是一種常識道德……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黑格爾站在西方思辨哲學傳統上看孔子，當然是所謂鑿圓枘（rui4）方、格格不入，但站在異質文明的立場，最能看出其與本種文明的差異，則是毫無疑問的。黑格爾看《論語》，滿眼看到的都是孔子對道德信條的強調，足見《論語》這一特征之明顯。

　　綜上所述，因為叔孫豹“三不朽”的表述載于《左傳》，而后來《左傳》被列為儒家“十三經”之一，得到了“經”的力量的加持，又因為這一表述完全符合儒家的立場并補充了先秦儒家對于生死問題存而不論所留下的理論空白，所以自產生之后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時至今日，“三不朽”作為中國傳統的人生價值衡量尺度之一，依然有著積極的意義。正如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所說，人類是懸掛在意義之網上的動物，而意義的獲得，基本的途徑之一就是投身到一項大于個體生命的事業之中，按照英語的說法就是“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就現階段來說，投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當中，就是每一個中華兒女能夠獲得的最天然的意義。而對于在新時代從事文化文藝、哲學社會科學的工作者而言，“立德”的問題又顯得格外重要。這是因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不能沒有靈魂的，而作為精神事業的文化文藝、哲學社會科學正關乎民族靈魂的塑造，所以意義重大。只有首先“立德”，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厚的家國情懷，把個人的藝術追求、學術理想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緊緊結合在一起，才能成為真正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貢獻的藝術家和學問家，才能在民族文化的永恒事業中留下閃光的印記，成就不朽的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