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中，談到“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話題時引用了這一名言。習總書記說：“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當人類合理利用、友好保護自然時，自然的回報常常是慷慨的；當人類無序開發、粗暴掠奪自然時，自然的懲罰必然是無情的。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

　　“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出自《莊子·齊物論》。

　　莊子名周，戰國時期宋國蒙城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帶，生于約公元前369年，卒于約公元前286年，是我國偉大的哲學家。在中國思想史上，人們一般將老子與莊子并稱為“老莊”，將他們視為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確實，莊子對老子的態度是拳拳服膺的，在自己的著述中，莊子也經常援引老子的話語，他的學說深受老子的影響是確定無疑的。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莊子在受到老子影響的同時，也表現出了很強的獨立性，與老子的學說構成了明顯的差異。而最核心的差異，就是老子學說的根本指歸其實與法家、儒家、農家等大多數思想家是一樣的，目的都是建立一套理想的政治，因此都屬于倫理政治型哲學，但莊子的根本指歸卻是求得“逍遙”也就是心靈的絕對自由。正是這個根本的不同，造就了莊子在中國思想史上極其特殊的地位，以及他對后世審美文化的極大影響。

　　莊子一生的思想學說主要收錄在《莊子》一書中。我們現在看到的《莊子》共三十三篇，分為《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對于這三十三篇的真偽，大多數學者認為《內篇》七篇為莊子本人所著，《外篇》和《雜篇》為莊子的門人和后學所著。可以這樣說：《莊子》是一部輯錄了以莊子為中心的原創理論，又包括其門人、后學某些發展變化了的思想的莊子學派的文集。

　　提到《莊子》一書的內容，很多人會認為它如同“逍遙游”一般宏大遼闊，不大“接地氣”。其實不然，《莊子》中蘊含的政治、哲學思想，都是與現實社會緊密相關的。

　　先說政治思想。

　　前面講到，莊子生活的時代充滿了戰爭和爾虞我詐，對于這種無道社會，莊子是非常厭惡的。他向往一種“至德社會”，這種社會沒有等級差別，一切都是自然質樸，不僅人與人之間是平等和諧的，就連人與禽獸之間也能和平共處。然而，受到時代局限，莊子眼中的“至德社會”就是質樸寧靜的原始社會，這實際是對原始社會的美化，當然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除了政治理想外，莊子還提出具體的政治措施。一是要順應自然，無為而治，這就是要人們依照事物或事件的發展規律行事，不要以個人的主觀成見看問題。二是反對獨裁。莊子認為如果一切法度都出自君主個人意愿，那么要想把國家治理好是十分困難的。三是正己、用人。莊子提出統治者想正人必先正己，還要選拔“能其事者”擔任各級官員，這與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

　　再說哲學思想。

　　莊子的哲學思想秉承老子而有所發展，特別體現在對“道”的認識上，因此被后人稱為“老莊哲學”。在老子的基礎上，莊子把“道”推廣到社會生活及人性人格上，主張萬物平等、物我平等，提倡摒除成見，順應自然。此外，在老子有關無與有、小與大、短與長、柔與剛、弱與強等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基礎上，莊子突出了事物之間的共同性以及相異性的相互轉化，創建了“相對論”的認識論。這種認識論，推動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進程。莊子還向往和追求精神的自由，對于如何邁入精神自由之路，《莊子·逍遙游》中有著形象的描述。在莊子看來，一個人只有破除功、名、利、祿、權、勢、尊、位的束縛，在利益面前“無己”，在事業面前“無功”，在榮譽面前“無名”，才可能實現身心的自由。這實際上就是“勿忘初心”，體現了莊子的做人處事哲學。

　　具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句話，則出自《內篇》中的《齊物論》。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歷史上對這段話的翻譯很多，在眾多的翻譯中，現代著名詩人、學者流沙河的《莊子現代版》的翻譯最能得莊子大意。流沙河先生是這樣翻譯的：秋天野獸換新毛，毛端可以說是細小到了極點，但與物質基本粒子比如中子、質子相比較的話，也可以說是大到極點了。泰山當然很大，但如果與浩渺無盡的宇宙相比較的話，也可以說是小到了極點。出生不久就死去的嬰兒當然很短命，但如果與細菌病毒這些微生物相比，也可以說是壽命長到了極點。傳說中的彭祖活了一千多年，可以說得上是壽星了，但如果與太陽月亮相比較的話，那就短暫得不值一提。可見個體的大和小，壽命的長與短，都是相對而言的。萬事萬物都存在于大自然中，根本沒必要有截然的分別。我們所執著的那個“我”也是這樣。大自然造就了天地，也造就了我，我與天地萬物共同存在，統一于大自然之中。

　　“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出處和大意基本就是如此。這句話出自《齊物論》，當然是作為闡釋其“齊物”思想而存在的。所謂“齊物”，大意是說萬物在本原上都是渾然一體的，并且不斷向其對立面轉化的，所以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作為《齊物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莊子說這句話的本意，就是通過講萬事萬物的區別都是相對的，并沒有絕對的標準，從而達到破除人們的執著與成見，從而讓心靈達到無拘無束的自由狀態。但它的意義，還遠遠超越了莊子所要表達的哲理意蘊本身。這就是其所蘊含的“萬物一體”的思想，為今天的人類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一種思考與借鑒，具有重要的生態倫理價值。

　　眾所周知，自從人類進入大工業時代，我們生存環境所遭受的破壞就以一種加速度在進行著。我們用一個衡量環境的常用指數——地球生命力指數，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說明這一點。

　　所謂地球生命力指數，是衡量世界生物多樣性的定量指標，它也可以衡量生態系統的健康程度，包括陸棲指數、海洋指數、淡水指數。地球生命力指數跟蹤了1970年—2008年2688個脊椎動物物種（包括不同生態系統和地區的哺乳動物、鳥類、爬行類、兩棲類及魚類）約9014個種群數量的變化趨勢，得出的結論是與1970年相比，2008年的地球生命力指數總體下降28%，其中陸棲指數總體下降25%，海洋指數總體減少22%，淡水指數總體下降37%。這些數字都在傳遞著一個清晰而迫切的信息：人類的生活方式已經嚴重超過了地球的承受能力，人類必須改變生活方式，讓消費與自然界的再生能力相當并妥善處理廢棄物；否則，后果將不可挽回。

　　中國的情況也不樂觀。用前國家環境保護部總工程師萬本太的一段話來說就是： 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51.9萬億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1.5%，但消耗了占世界20%的能源，煤炭消耗量占全世界的一半（50.2%），鋼鐵、銅等消費也占世界的40%以上。發達國家幾百年出現的資源環境問題，在我國40年的快速發展中集中表現，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氣污染非常嚴重，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環境安全的問題時有發生。我國生態環境面臨的壓力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資源能源問題比任何國家都要突出，解決起來比任何國家都要困難。

　　技術的進步無疑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幫助。但是，僅僅幻想從技術上解決這些問題是不夠的。實際上，人類都生活在自己的觀念之中，是觀念指導著行動。現代工業來自于西方，其背后的指導思想是主客體二分，作為主體的人類，對自然這個客體的基本態度就是征服與改造。從客觀上說，正是這種主客體二分的態度，使得人類在最近的300年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造就了今天輝煌的工業文明。但是，所謂物極必反，也正是這個思路指導下的對自然的征服模式，導致了現在的生態危機乃至人類的生存危機。雖然西方世界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且在1987年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中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也就是“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一影響深遠的概念，但總體來說，這個說法還是偏重于技術與理性，充滿著人類中心主義，而缺乏對自然的敬畏與親近。而人是感情動物，僅有理性的說服是不夠的。而正是在這個方面，包括莊子在內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們所貢獻的“萬物一體”的思想，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用哲學泰斗、北大著名學者張商英的話說就是：“我以為中國人講的‘萬物一體’實即萬物不同而一體相通。這個‘一體’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柏拉圖的‘理念世界’，也不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或‘絕對理念’，而是天地萬物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一句話，就是相通）的網絡之整體，它不是超時間的超驗的靜態的整體，而是在時間之內的、包括人生經驗在內的不斷流變的、動態的整體。”“‘萬物一體’乃萬物之根本，人生之根本。只要把“主體—客體”關系置于人與世界融合為一的“萬物一體”的指導之下，人就既能發揮自己的自由自主性，又能與人、與自然萬物處于和諧、協調的所謂“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下。……‘萬物一體’既是美，又是真，也是善：就一事物之真實面貌只有在‘萬物一體’之中，在無窮的普遍聯系之中才能認識到（知）而言，它是真；就當前在場的事物通過想象而顯現出未出場的東西從而使人在未出場者與出場者相通的一體中玩味無窮（情）而言，它是美；就‘萬物一體’使人有‘民胞物與’的同類感與責任感（意）而言，它是善。‘萬物一體’集真、善、美三位于一體，人能體悟到‘萬物一體’，就能產生一種令人敬愛、仰慕的宏偉氣魄和胸懷。”

　　現在，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已經成為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生態環境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科學的手段，需要合理的政策，也需要人文的理念。“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與純粹理性的數字和術語相比，這種充滿人文氣息、能夠有效呼喚起人類對自然的親近與敬畏的理念，無疑更有助于人們主動而自覺地承擔人類的義務，講求生態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