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這句名言是2019年6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引用的。講話的主題是“牢記初心使命，推進自我革命”，在講話中，習總書記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結合新時代新要求，就新時代推動全黨圍繞守初心、擔使命、找差距、抓落實等問題進行了論述。講話中談到了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這“四個自我”。在論及“自我凈化”時，習總書記說：“要在自我凈化上下功夫，通過過濾雜質、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斷純潔黨的隊伍，保證黨的肌體健康。古人說：‘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治病救人，哪能不吃藥，對那些頑癥須下點猛藥才行，對有病毒擴散風險的腫瘤還得動刀子。”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出自南宋何坦的《西疇常言》。何坦，字少平，生卒年不詳。淳祐十一年（1251年）進士，初任宜黃縣尉，因揭露縣令臧某暴斂，忤郡守而被罷官。后起用，知將樂縣，擢知連州，所到之處，以善治聞名。累遷寶謨閣學士、廣東提刑。精于吏治，處事嚴格，彈劾貪官，不徇私舞弊，以“廉平之行，為嶺南首稱”聞名。卒謚文定。著有《西疇常言》（又名《西疇老人常言》）1卷，收入《說郛》《百川學海》《南華要旨》等。

　　《西疇常言》共九卷，分別是《講學》《律己》《應世》《明道》《蒞官》《原治》《評古》《用人》《止弊》。從各章節的題目就可以看出，《西疇常言》是一部以講求“修齊治平”為目的的哲理性著作。從內容上來看，書中既有關于個人道德修養的箴言，也有關于為人處事的準則；既有為官臨民的規矩，也有關于天下治理的建言。從體裁上來看，每卷由若干同類主題的格言警句組成，句段之間雖各自獨立，但因為內容上的關聯，合而觀之，也具有一定的整體性。由于何坦既有親身參與社會治理的實踐經驗，又有敏銳深沉的理性思考，所以書中的很多言論，往往可稱飽含智慧的真知灼見。

　　具體到“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這句話，則出自于其中的《常言·原治》篇。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溺于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覬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雜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天下不能夠得到治理，一定是有什么應當革除的弊端，就像人的身體不能安泰，一定是有什么應當治療的疾病。沉溺享樂，因循茍且，對弊端不加革除，就好比不尋醫問藥而希望疾病能夠自愈；輕率改革，急躁冒進，希望瞬間把一切搞定，就好比心存僥幸地病急亂投醫，都不會有很好的效果。簡單來說，整段話的意思就是兩個：第一，朝廷有了弊端就好比人有了病，有病就得治；第二，治病要講究方法，拖延不治是等死，病急亂投醫是找死，都不對。

　　何坦的見解，深刻睿智，直指要害。而他之所以能夠提出這樣深刻的見解，與他所處的年代和他的經歷有著密切的關聯。何坦的主要政治經歷都發生在宋理宗時期。理宗時期的南宋王朝，主要面臨的仍然是積貧與積弱兩個承北宋而來的老問題，不過兩個老問題又在當時的具體環境下有新的表現。造成積貧的原因，主要是冗兵冗員冗費；造成積弱的原因，則主要是宋朝一直以來的“崇文抑武”“強干弱枝”。和北宋不同的是，南宋的國土面積更小了，而北方面對的威脅，除了一直以來的傳統敵國金國之外，還有日益崛起的蒙古。

　　對于這兩個久已存在的問題，理宗是怎樣處理的呢？應該說，在不同的階段，理宗具體的處理手段是不同的。理宗是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之一，他在位四十年，僅僅比宋仁宗的41年少一年。他執掌政權的初期，基本上是不問政事，聽任史彌遠所為。這當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理宗能當上皇帝，完全出于偶然。他雖然也是皇族，但卻只是其前任宋寧宗的遠房親戚，因為寧宗與近支皇族皆無子嗣，這才被權臣史彌遠從民間帶入宮廷。因為出身貧寒，血統也很可疑，就不得不全心全意依賴史彌遠，所以史彌遠在世時，他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傀儡。史彌遠死去之后，理宗親政，也做了一番改革，但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沒有挽回南宋的頹勢，這是他執政的第二個階段。自此之后，他就心灰意冷，沉溺酒色之中，這是他執政的第三個時期。

　　何坦考上進士，是在淳祐十一年（1251年），這已經是理宗執政的第二十六個年頭了，按照階段來說，正在由第二個階段向第三個階段過渡。何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的，而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他看到的就是兩點：一是病急亂投醫，改革中的不少舉措都失之粗率，結果不但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亂。比如面對財政困難，宋理宗的措施一是無節制地濫發紙幣，這就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比如改革鹽政，將食鹽的制造和買賣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并且嚴厲打擊民間零星的私鹽買賣，這就給經辦官吏增加了上下其手、勒索貪腐的機會，政府收入沒有明顯增加，反倒弄得民怨沸騰，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場。而面對金國和蒙古 ，宋理宗就更是昏招迭出。在當時而言，南宋與金國是敵國不假，但是，相對于日益興盛的蒙古來說，金國不但已經不是最危險的敵人，恰恰相反，他們反倒由于共同的壓力而有一種“唇亡齒寒”的關系，由相對較強的金國在北方與蒙古對抗，反倒對南宋比較有利。但理宗的選擇卻是聯蒙滅金。這還不算，在滅掉金國之后，理宗為了恢復北宋故都開封、洛陽，又在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發動了“端平入洛”的軍事行動，主動挑起了宋蒙之戰，結果是損兵折將，大敗而歸，其惡劣后果，就是吳昌裔所指出的：“兵民之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糧食之陷失者，以百余萬計。凡器甲舟車，悉委偽境，而江淮蕩然無以為守御之備。……凡邊民之骸骨相枕，國家之膏血無余。”

　　二是在沒有取得預料的效果之后，索性因循茍且，得過且過，任由國家滑向覆滅的深淵。理宗執政的后期，厭倦朝政，先是聽任丁大全、馬天驥、董宋臣亂政，后來又把朝政交給賈似道，自己則每日沉湎在聲色犬馬的享樂之中。如他寵愛閻貴妃，閻貴妃好佛，理宗就不惜動用國庫，前后花了三年，為她建成一座富麗堂皇的功德寺。他甚至還招妓入宮，比如當時的名妓唐安安就曾被他留在宮里，日夜寵幸。起居郎牟子才上書勸誡趙昀：“此舉壞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趙昀卻讓人轉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損皇帝的形象。姚勉以楊貴妃為例勸告理宗不要因美色而誤國，理宗的回答則是：“朕雖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而實際上，唐明皇好歹還是曾經將大唐帶向輝煌盛世的大有為之君，而宋理宗則不過是資質平庸的庸懦之主，從他與群臣的對答來看，他不但沒有治國理政的才干，連起碼的自知之明都是缺乏的。

　　假如說宋理宗為我們提供了反面的例子，那么，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實踐，則為何坦的這一名言提供了正面的典范。如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出：一些人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了自己的所謂仕途，為了自己的所謂影響力，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愿，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這“七個有之”，本質上是政治問題，概括起來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形成利益集團，妄圖攫取黨和國家權利，一個是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作祟，大搞非組織活動，破壞黨的集中統一。它們是我們政治肌體上的重大隱患，也正是何坦所說的那種必須革去弊端。對于這些弊端，黨中央沒有采取鴕鳥政策，顧左右而言他，而是采取了斷然的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隱患后患。強調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肅查處違規逾矩行為，決不允許搞小山頭，小團伙、小圈子，決不允許自行其事，各自為政。在高壓震懾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錯誤甚至嚴重錯誤的干部，主動向組織講清楚問題，得到寬大處理；一些游走在違紀邊緣的干部受到警示，懸崖勒馬、迷途知返；還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真正體現了黨的政策和策略，體現了對干部的最大關心和愛護。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溺于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覬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雜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數百年前，面對南宋的政治亂象，何坦出于士人的良知與責任感，為那個社會開出了療救的藥方，不過令他失望的是，因為位卑言輕，他的意見很難上達天聽，南宋因而也就積重難返地滑向了覆亡。在某種意義上說，南宋以其滅亡，從反面印證了何坦的見解，盡管這種印證是何坦無論如何也不愿見到的。雖然他最終以廣東提刑這個品級并不高的職位終老，沒有對挽救南宋危亡命運作出更多工作，但是他的見解卻始終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有著超越時代的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