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這句名言是2019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豐富的實踐成果。‘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管不管用、有沒有效，實踐是最好的試金石。”

　　“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出自晉代傅玄《傅子·通志》，意思是要想甄別一個人，與其聽他說話，不如看他做事；與其看他做事，不如觀察他的行為。

　　傅玄（217年－278年），字休奕，魏晉名臣、文學家、思想家。北地郡泥陽縣（今陜西銅川耀州區東南）人，其父為魏國扶風太守傅干，祖父是中平四年涼州叛亂中堅守涼州，以死殉國的“壯節侯”傅燮。以秀才舉于州里，除郎中。后參安東、衛將軍軍事，轉溫縣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司馬炎為晉王，以傅玄為散騎常侍，加附馬都尉，后升任太仆，轉司隸校尉。咸寧四年（278年）去世，年六十二，謚號“剛”。后追封清泉侯。傅玄著述頗豐，詩賦、散文、史傳、政論無不擅長，而以樂府詩成就最高。

　　《傅子》是傅玄政論方面的代表作。據《晉書·傅玄傳》記載，《傅子》其書“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一百四十首，數十萬言” 。但唐宋之間內容已多有散佚，《宋史·藝文志》僅著錄五卷。明清之際，原本已佚失不存。《四庫全書》所載之《傅子》，是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其中文義完具、文義未完者各有有十二篇。全書以儒家思想為主，提倡正心、去私，以息欲、明制為經國立世之道。《四庫全書總目》贊其：“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遜之。”充分肯定了此書的社會與文學價值。

　　具體到“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這句話，出自《傅子》的《通志》篇，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君人者，將和眾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跡。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翻譯成現代漢語大意是說，君王要和睦眾人，安定百姓，明辨是非善惡，通達天下人的心志，所以君王聽到任何言論都不能不審慎判斷。如果聽了某些言論，而不加審查就相信，憑借這些言論以確定是非善惡，很可能致使判斷失誤。且君王如果輕信一人之詞，那么巧言令辯之風將會興起。所以聽人的言論不如觀察他做事，觀察人的做事不如觀察他的行為。聽他說話，要仔細探究它的目的和用心；看他做事，要認真考察是否真實；觀察他的行為，要注意留心他的行為軌跡。將這三者綜合起來考慮，就能減少判斷的過失。

　　很明顯，這是傅玄在為君主如何準確地甄別人才而提出的建議。傅玄提出了三種考察方式：聽言、觀事、觀行。具體來說就是：“聽言必審其本”，也就是聽他說話，要仔細探究他的目的和用心；“觀事必校其實”，也就是看他做事，要認真考察是否真實；“觀行必考其跡”，也就是觀察他的行為，要注意留心他的行為軌跡。這三種方式綜合使用，對一個人的判斷也就八九不離十了。不過，這三種方法雖然都重要，但等級并不相同，可信度由低向高的排列，依次應該是聽言、觀事、觀行。特別是對于“聽言”，傅玄主張應該慎之又慎。那么，傅玄的見解有沒有道理呢？

　　答案是：很有道理。在“言”“事”“行”三者中，“言”是最容易偽裝的，因而也是最富于遮蔽性的，“口是心非”“口蜜腹劍”“巧言令色”“花言巧語”等一系列成語、俗語，都說明了人們對這一事實的深刻體會。因此，在聽一個人的言辭時，就要“審其本”。這個“審其本”，既包括他所說的話是否與事實相符，也包括考察他所說的話與其動機之間的微妙關聯。如果在這方面不加小心，就可能會犯下很嚴重的錯誤。典型的例子就是唐玄宗重用以“口蜜腹劍”而聞名的李林甫。有一次李林甫主持科舉考試，錄取率竟然是零。唐玄宗問他原因，他的回答是“野無遺賢”，也就是說凡是像點樣的人才，都被陛下您搜羅到朝堂里來了。玄宗聽后大喜，而就在這種喜悅中，他漸漸放松了對朝政的把控，種下了安史之亂的禍根。如果唐玄宗能夠“審其本”的話，就很難被李林甫所蒙蔽：堂堂大唐，怎么會一個像樣的人才都沒有？既然不可能一個像樣的人才都沒有，那么李林甫他為什么要這樣做？這樣很容易就推知李林甫的動機：一是嫉賢妒能，不希望有新的人才進入玄宗的視野；二是阿諛奉承，討玄宗的歡心。李林甫不是唯一的例子。歷史上哪一個佞臣不是巧舌如簧、巧言令色？所以傅玄特別地強調“聽言必審其本”，是有其道理的。

　　相對于“聽言”，“觀事”和“觀行”就要靠譜很多。那么，為什么傅玄又把“觀行”放在“觀事”之上呢？這是因為，“事”是孤立的，而“行”則是連續的。一個孤立的事件，當然能反映出一定的問題，但畢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相對而言，“行”也就是過往行為的綜合，就更能體現出某些穩定的、可預期的、規律性的東西。一個人能夠做好一件事情，可能是出于他的能力或品行，但也很有可能是出于天時、地利、人和等各種機緣湊泊的偶然。假如是出于偶然的話，當那種偶然性的因素不在了，再面臨類似的事情，他肯定是無法勝任的。但是，假如能夠把許多同類或不同類的事情都辦好，那么他一定是發現了某些規律性的東西，有處理各種同類或不同類問題的方法與能力。古代，堯帝對于大舜的考察就是這樣。別人向他推薦了大舜，堯帝并沒有把帝位貿然地交給他。他親自到歷山一帶觀察他做事，又走訪方圓百里的人民，訪問大舜以往的行為，結果都令他滿意。但堯帝仍不放心。他又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他，讓兩個女兒觀察他的德行；又組成了一個九人的考察小組和舜在一起對他進行觀察，結果舜的品德完全把他們折服；又把舜獨自放進深山之中，結果舜頭腦清醒、臨危不亂，成功地從深山中走了出來。通過長達數年的考驗，堯帝這才放心地把天下交給了大舜。堯對舜的考驗，就是所謂“觀行必考其跡”，他不是對某一件事進行考察，而是把考察線放得很長，這樣一件件不同的事情就形成了一個軌跡，而這個軌跡就清晰地勾勒出了大舜的品德和能力的輪廓。

　　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上來看，實踐是認識的出發點、動力、條件和歸宿。從過程上看，“知”與“行”二者，也就是認知與實踐，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但這二者的重要和難易程度并非是等同的。我們從實踐中獲得真知，用真知指導實踐，而后在實踐中獲得對真知的進一步理解并獲得更多的真知。實踐既是真知的起點，又是真知的落腳點，并且，“真知”是否稱其為“真知”，以及在何等范圍、何種程度上稱其為“真知”，也依然離不開實踐的檢驗和判斷。從二者實現的條件來看，認知所受到的條件限制較少，可以超越時空；實踐所受到的條件限制較多，只能在現實的局限中進行。二者相較，“行”無疑是更艱難，也是更加重要的。

　　“知”與“行”，也就是認識與實踐的關系，是中國哲學史上經常被討論的話題，更是傳統儒學的核心話題之一。除了流行久遠、深入人心的“知易行難”外，關于這二者關系的說法，還有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以及近代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這雖然不是我們所要講述的重點，但是，如果不把這些問題說清楚，還是會影響我們的認知，對我們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擾。

　　考察一個人是如此，考察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管不管用、有沒有效，實踐是最好的試金石。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一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我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文化影響力、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二是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我國長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可以說，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除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外，沒有任何一種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能夠在這樣短的歷史時期內創造出我國取得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這樣的奇跡。而2020年，面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所作出的出色應對，更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顯著優勢，是抵御風險挑戰、提高國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證。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從實踐探索中而來的，是經過歷史實踐考驗的，在中國未來的發展實踐中起著重要作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問題。我們應當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正確道路引領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