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國兩會前夕，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上一年經濟社會發展年度數據，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中國經濟不僅在總量上實現了新的突破，GDP超過100萬億元、同比增長2.3%，在世界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可謂非常搶眼，而且在結構上也保持了良好態勢，消費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70%以上，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占比不到30%。統計數據是觀察經濟走勢的風向標。從這份亮麗的成績單中，人們領略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之強、趨勢之穩，也讀出了中國經濟運行的格局之新、潛力之大。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當前，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之中，中國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關口，應該怎么辦、如何走，成為擺在我們面前必須回答好的重大課題。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提出的一項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塑造我國發展新優勢的必然選擇。

　　一、審時度勢的戰略抉擇

　　在平時下棋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當一方陷入困局時，似乎進退維谷、處處受制，但當他下出一步妙棋后，攻守頓時易位、局面頃刻大開，立馬變被動為主動，在全盤局勢中反而占據了優勢。發展如棋局。看清每一處落子的深意，方能運籌帷幄、縱橫捭闔。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激活我國發展棋局的絕妙一招，是保持我國長遠發展的制勝之策。

　　那么，什么是新發展格局？就是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各個環節都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同時經濟運行必須深度對接國際分工體系，通過融入國際循環促進國內循環、以暢通國內循環支撐國際循環，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發展自己。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在新發展格局中，國內循環作為基礎和主體，是解決我國發展矛盾的主要方面；雙循環作為延伸和補充，是拓展我國發展空間的不二法門。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構成了一個優勢互補、相得益彰的有機統一整體。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種經濟循環都是由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所構成的，到底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體，還是以國際循環為主體，必須由國家的發展階段、所處環境、目標任務來決定。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國內外大勢，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從戰略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抉擇，是推動我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的神來之筆。

　　破解發展難題的“拔簧馬”。經濟發展是分階段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應不同的發展格局。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發展基本處于封閉狀態，以國內循環為主，進出口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很小。改革開放后，我們打開國門搞建設，參與和融入國際大循環，形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快馬加鞭”趕上了世界潮流。但發展到今天，我國要素成本和環境容量的約束趨緊，傳統的發展模式動力不足。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從要素驅動轉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不斷增強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使中國經濟這匹駿馬持續奔騰起來。

　　應對外部風險的“擔桿炮”。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西方主要國家民粹主義盛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特別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逆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重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產業體系受到影響和沖擊的風險增加。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必須構建新發展格局，在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同時，充分挖掘內需潛力，形成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協同運行、良性互動的發展態勢。

　　發揮大國優勢的“高頭車”。歷史經驗表明，大國在發展過程中，必須有強大的內部循環體系，否則就難以形成持續的競爭力和推動力。經過長期發展，我國經濟已經長成“巨無霸”，形成超大規模的體量、最具潛力的市場、完備的工業體系，擁有1.3億戶市場主體和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人才，需求后勁和供給能力空前強大。構建新發展格局，有利于利用好我國大國經濟優勢，發揮規模和集聚效應，釋放巨大而持久的動能，促進自身經濟持續發展，拉動世界經濟復蘇。

　　發展戰略猶如導航儀，指引著我國經濟列車的前進方向。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的創新發展，是對我國以往發展戰略的整合提升，為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了科學指南。

　　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自古以來，巴蜀本一家，以成都、重慶為中心的川渝大地山水相連、地緣相親，經濟發展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近年來，巴蜀要“搞大事情”，兩地攜手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打造中國經濟西部增長極。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成渝唱好“雙城記”、實現組團式發展，對于推動西部地區跨越“胡煥庸線”，暢通國內大循環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基于我國國情和發展變化而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個動態運轉、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尤其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經濟運行的各個要素都是齊全的，內部具有可循環的基礎和條件。只有立足自身，把國內大循環暢通起來，才能任由國際風云變幻，始終充滿朝氣生存和發展下去。要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增強我們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提出，“十四五”時期暢通國內大循環的主要任務，就是依托強大國內市場，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聚焦這個任務，必須突出重點環節，抓住主要矛盾，打通“任督二脈”，著力清除經濟循環的淤點堵點，讓經濟鏈條暢通起來，加快創建國內大循環“升級版”，形成一張有機銜接、高效運轉的經濟網，為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提供重要支撐。

　　供給和需求雙側發力。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兩種力量，只有兩者同時做大做強，才能使經濟總量這個“蛋糕”不斷變大，并且保持持續的后勁。要讓國內大循環這輛“動車”跑起來，必須供給和需求雙輪驅動，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能，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

　　實體和虛擬均衡發展。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都是現代經濟不可或缺的成分，兩者必須科學搭配，畸重畸輕都有失偏頗。打個比方，實體經濟就像樹根，虛擬經濟如同樹葉。沒有根，樹活不成；沒有葉，樹也會枯槁。只有根深葉茂，樹的生命力才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必須大力發展農業、制造業、服務業等實體經濟，強化金融等虛擬經濟的服務功能，使經濟大盤既保持健康穩定又活力無限。

　　生產和流通同步優化。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生產要素流動得好不好、商品服務流通得快不快，直接決定著市場經濟的效率，也關系著國內大循環的質量。近年來，我國加大要素市場化配置和流通體系改革力度，消除阻礙要素和商品流動的壁壘，打通各個環節形成的“堰塞湖”和“斷頭路”。目前，我國97%以上的商品和服務已由市場定價，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日益完善，不同種類交通設施連接短板逐步消除，現代物流體系迅猛發展，2020年人均快遞量已達50多件。這些變化，都反映出中國經濟的蓬勃生機。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以重點帶動全面，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們一貫堅持的科學方法。暢通國內大循環，必須在關鍵點上著力，也必須在整體上配套，形成全方位、全領域、全鏈條的運行體系，做到綱舉目張、執本末從。

　　三、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2020年11月15日，中國與東盟十國以及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共同簽署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相比北美貿易區、歐盟、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目前世界上幾個自貿區來說，RCEP真的很大，涵蓋全球約30%的人口、1/3的經濟總量、近三成的貿易，是世界上潛力最大、活力最強的區域自貿區。中國作為東亞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必將在RCEP的框架下，把國內發展戰略與自貿區各國發展充分對接，助力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也引導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經濟格局中，誰也不可能獨自發展好經濟，必須深度融入國際貿易和產業分工體系，在全球經濟發展鏈條中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和作用，才能使本國經濟發展在最大范圍內獲得動力和能量。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就是中國立足自身實際、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所作出的主動選擇。

　　國內國際雙循環，涉及國內經濟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的關系。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這兩者就是事物發展的內因和外因。其中，國內循環作為內部矛盾，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動力；國際循環作為外部矛盾，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次要原因和重要條件。在構建新發展格局過程中，必須同時兼顧內因和外因，充分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形成內外貿易一體化格局，為推動中國經濟騰飛提供“雙引擎”。

　　內外市場相協調。現代世界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商品生產和消費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配置，各個國家的市場共同構成了一個廣闊的國際市場。對單個國家來說，既存在著一個國內市場，也存在著一個國際市場，只有兩個市場都用好，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獲得最大的收益。我國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必須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加快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內外資源都利用。資源通常是指一切可被人類開發利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它廣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資源可分為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兩大類，它們都是促進發展不可或缺的。我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生產原料僅靠國內資源是難以完全滿足的，必須利用好國際資源。拿鋼產量來說，2019年，我國生產了全球約53%的粗鋼，但其主要原料鐵礦、錳礦、鎳礦國內只能提供較少部分，對外依存度超過80%。

　　內外貿易一體化。從世界經濟發展經驗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在管理上是一體的。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對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實行分割管理，形成了兩個標準、兩套體制。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深化，內外貿分割管理的體制已不合時宜，影響了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也阻礙了商業流通的發展。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必須統籌規劃、協調管理，推動內外銷產品同線同標同質，實現內外貿體制相銜接。

　　國內國際雙循環是一個內外相互促進的過程。構建新發展格局，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具備強大的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和穩固的基本盤。同時，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推動我國產業轉型升級，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

　　四、內卷化論調可以休矣

　　我國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后，有人認為中國發展要走向內卷化，回到過去自我封閉的老路上。這種論調與基本事實不符、同發展潮流相悖，是對新發展格局徹頭徹尾的誤讀。我們只需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深入分析一番，是非界限就不辯自明。

　　關于內卷化的定義，盡管目前尚無定論，但一般指的是一種發展模式在達到相對穩定的狀態后，便停滯不前、不能向更高層級模式躍遷的現象。一言以蔽之，內卷化就是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彼此內耗、不去拓展。這個概念最早來源于拉丁語，原意是“轉或卷起來”。1963年，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在《農業內卷化》一書中用這個詞來解釋傳統農業生產，他認為在農耕社會人多地少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勞動投入越來越高但單位勞動回報越來越少的情況，從而導致了一種內陷式的演化狀態。

　　不可否認，從歷史上看，我國也曾出現內卷化的現象。明清時期，隨著玉米、紅薯和土豆等高產農作物的先后引進和推廣，人口急劇增加，特別是到清代賦役制度改革后，人口規模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據《清實錄》記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全國人口僅有2010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達到了3億，短短90年間增長了近14倍。而這一時期，我國商業和手工業發展受到遏制，可耕種土地面積沒有太多增加，為了養活增加的人口，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細作，內卷化的程度不斷加深。1840年鴉片戰爭，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攻擊下，舊中國緊閉的大門被轟開，自此被迫卷入世界體系中。

　　而今天，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要搞內卷化，不是封閉起來搞自我內部循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當今時代，各國經濟早已深度融合，國際產業關聯度和依存度日益加深，關起門來搞建設是無法取得成功的，任何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我國始終秉持這一理念不動搖，并積極踐行。近年來，我國連續降低關稅，目前關稅總水平已經降至7.5%以下，超出加入世貿組織時作出的承諾。中國是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在2020年世界各國貿易普遍低迷的情況下，我國進出口總額同比增加1.9%，下半年連續6個月實現正增長。

　　世界對中國擴大開放投出了信任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同比下滑42%，而中國吸引外資規模比上一年同期不降反升，增幅為4%。中國進出口貨物流通也保持了較好勢頭，2020年中歐班列開行達1萬多列，運送集裝箱113.5萬標箱，綜合重箱率達98.4%，通達歐洲21個國家、97個城市，再次創造了新紀錄。

　　因此，構建新發展格局跟搞內卷化“八竿子打不著”，本質上不是一回事。我們在思想上一定要正確認識，避免出現實踐偏差，更不能出現搞區域或產業自我小循環的情況。黨中央作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安排，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搞省內、市內、縣內的自我小循環，也不是解決某一行業矛盾和問題的一般性舉措，而是針對全國而言的，是國家的整體性戰略。各地區和行業必須從大局和整體出發，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內循環的名義搞自我封鎖，要在全局中找準自己的位置和優勢，合力暢通整個國民經濟大循環。

　　回望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發展持續面臨兩大歷史性任務：如何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如何發揮發展中大國的優勢更好融入經濟全球化。今天，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以新的方式深入破解時代課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邁入新天地。

　　硬核知識

　　胡煥庸線

　　胡煥庸線，是1935年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的一條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它從黑龍江省璦琿（現改名為黑河市）到云南省騰沖，大致為傾斜45度的直線，線東南方36%的國土居住著96%的人口，線西北方64%的國土居住著4%的人口，密度比為42.6∶1。這條線一直為國內外人口和地理學者所承認和引用，對認識我國人口分布規律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