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巖（中國畫）錢松喦

紅巖英烈群雕《浩氣長存》 紅巖博物館供圖

　　 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這年秋天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成立以周恩來同志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強黨對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領導。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同年5月因駐地被日軍炸毀搬遷到紅巖嘴。“紅巖”從此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黨中央的直接指揮和堅強領導下，中共中央南方局通過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在統一戰線、黨的建設、軍事工作、群眾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效，為將南方國統區共產黨組織建設成為堅強戰斗堡壘、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最終贏得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及新中國成立，都作出了重大歷史性貢獻。

　　 抗戰勝利后在國統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堅毅的革命意志，經受住酷刑的折磨和高官厚祿的誘惑，堅持斗爭到底，在生命即將走向終點時用鮮血和生命總結出“獄中八條”，體現出對黨的絕對忠誠和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負責。

　　 紅巖精神是在近代中國由衰敗走向振興重大歷史轉折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以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中心的重慶暨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轄地區，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培育、錘煉和凝結成的崇高革命精神。紅巖精神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理想境界、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信念如磐 不怕犧牲

　　 位于紅巖村52號的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依重慶山城江城的特有地形地勢而建。整座建筑如巍然屹立的紅色磐石，又如嘉陵江邊永不熄滅的熊熊火炬。紀念館的二層是常設展覽“千秋紅巖——中共中央南方局歷史陳列”。走進展廳，一張張照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飽經滄桑的歷史文物，將人們的思緒帶回到那個風雨飄搖、戰火紛飛的年代。

　　 一張泛黃的紙，192個字，落款寫著“一九四三，三·一八，于紅巖。”周恩來同志手書的這份《我的修養要則》，現在是加強黨性修養，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活動的珍貴文獻。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來同志的農歷45歲生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事為他準備了簡單的茶點祝賀。但他沒有出席，而是在辦公室經過深思熟慮后，寫下了這篇令后世敬仰的《我的修養要則》。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是革命隊伍中較早“進城”的人。重慶作為國民政府的戰時陪都，“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紙醉金迷，物欲橫流，如同“染缸”。堅守在國統區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出淤泥而不染，始終保持著“六月風荷”的高潔品格。

　　 盧緒章和肖林等人受組織指派，白手起家艱難創業，很快憑借卓越的經營才能躋身國統區名商大賈，為黨中央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籌集了巨額經費。1949年，肖林夫婦創辦的企業完成了歷史使命，他們一次性上交了12萬兩黃金和價值1000多萬美元的固定資產，僅留下3個銀圓作為紀念。

　　 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紅巖精神的政治靈魂。與解放區和根據地相比，黨在國統區沒有政權，缺乏各種社會資源，可以說是“兩手空空”。即使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仍處處限制打壓，共產黨人既要隨時經受生與死的考驗，又要面對高官厚祿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誘惑，斗爭環境復雜艱險。堅定理想信念，堅守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南方局工作的共產黨人，始終堅守追求民主政治、實現民族解放的政治理想，始終抱定“為了新中國”“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始終堅定對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必勝的信心，對共產主義信仰忠貞不渝。

　　 面對皖南事變后的危局，周恩來勉勵大家：“只要大家堅持信念，勝利一定是要到來的，黑暗是必然要被沖破的！”“要準備犧牲。要犧牲，我們一塊兒犧牲。”在黨中央幾度電示“迅即回延”之際，他帶領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全體人員向黨中央保證：“無論在任何惡劣的情況下，我們仍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守我們的崗位，為黨的任務奮斗到最后一口氣。”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一大批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的同志，冒著生命危險深入虎穴，忍辱負重，始終保持著共產黨人的高尚氣節；一大批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者放棄了自己出身的階層，為了民族解放和崇高理想，甘愿為黨的事業獻出青春熱血乃至生命；一大批仁人志士歷經風雨無私奉獻，不惜犧牲生命詮釋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忠貞不渝。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只有具備了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才會有自覺的、無畏的奉獻行為，這是支撐共產黨人不懈奮斗的力量源泉，這是鼓舞社會各界共同奮斗的旗幟和號角。也正因為具備了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極其艱苦的環境才無法阻斷熱血的腳步，去延安、到紅巖，追隨中國共產黨，成為當年無數熱血青年無怨無悔的選擇。

　　敢于斗爭 善于斗爭

　　 我們黨誕生于國家內憂外患、民族危難之際，一出生就銘刻著斗爭的烙印。黨的百年歷史，是一部始終堅守初心使命，在斗爭中求得生存、獲得發展、贏得勝利的歷史。南方局肩負中共中央賦予的特殊使命，在特殊的環境中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在國統區開展了偉大的革命實踐，取得了彪炳史冊的歷史功績。

　　 全民族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南方局堅定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方針，與國民黨妥協、分裂、倒退的行徑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共合作，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向前發展。

　　 面對國民黨在統一戰線內部不斷制造分裂，先后發動三次反共高潮，以及抗戰勝利后玩弄假和平真內戰陰謀等，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以其恢弘的氣度，海納百川、和衷共濟的胸懷，創造性地運用各種形式開展宣傳動員，顧全大局相忍為國，大道同行肝膽相照，放眼世界廣交朋友，使愛國中間力量逐步成為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長期合作的親密朋友，從而有力地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階級力量對比，為奪取抗戰最后勝利和推動中國革命向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共中央南方局占領文化陣地，開展抗戰進步文化活動，在國統區廣泛宣傳黨中央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政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陰謀。皖南事變后，通過霧季藝術公演等在國統區掀起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的進步文化運動，造就了一支高舉抗戰民主大旗，為民族解放吶喊戰斗的文化大軍，使抗戰、團結、民主成為大后方的文化主流。南方局創造性地執行中共中央的決策部署，深入城鄉、扎根群眾、融入社會，贏得了大后方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把黨的正確主張變成了國統區群眾的自覺行動。

　　 重慶市渝中區中山四路，是許多游客都要前往“打卡”的“重慶最美街道”和抗戰文化一條街。位于中山四路65號的桂園，就是重慶談判期間簽署“雙十協定”的地方。

　　 1945年8月，抗戰的硝煙尚未散盡，內戰的危機已經來臨，中華民族面臨著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關鍵時刻。在中共七大開幕式上，毛澤東同志說，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

　　 為了國家前途和人民利益，毛澤東同志不顧個人安危，親率代表團赴重慶與國民政府進行了為期43天的談判，此舉被著名詩人柳亞子譽為“彌天大勇”。面對談判對手設置的重重障礙和內戰爆發的危險，毛澤東同志堅定地表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面前的困難還多，不可忽視。我們和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一定能夠排除萬難，達到勝利的目的。”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同志在紅巖村親自指揮上黨戰役，打退了國民黨的囂張氣焰和極限施壓；在特園（抗日戰爭時期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鮮英的公館）與民主人士坦誠相待、民主協商，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桂園廣會社會各界和國際友人，將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推向了新的深度和廣度；他重書《沁園春·雪》與詩友柳亞子唱和，引發轟轟烈烈的文化論戰，為中國共產黨爭取了輿論、贏得了民心。

　　堅貞不屈 臨難不茍

　　 “失敗膏黃土，成功濟蒼生。”“愿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愿——愿把這牢底坐穿！”“我是真理的信徒，我是正義的戰士，我要永遠永遠，為人類的自由幸福而戰！”一行行悲壯的詩句，是無數紅巖英烈用生命熔鑄的錚錚誓言。

　　 王樸烈士，1921年7月誕生于重慶一個富商家庭，1946年入黨。他通過在重慶辦學發展了700多名黨員，還說服母親變賣家中所有田產，將所得近2000兩黃金全部交給黨組織作為活動經費。1948年，王樸因叛徒出賣被關押到白公館監獄時，兒子出生才10個月。在家人做了大量工作后，負責看守的國民黨特務答應，只要王樸簽字認錯就可以出去。家里也提前給他安排好了，出來后馬上就可以去香港，但王樸拒絕了。1949年10月28日，重慶解放前夕，王樸被槍殺于重慶大坪刑場。英勇就義前，他給母親和妻子分別寫了一封信：“娘，你要永遠跟著學校走，繼續支持學校，一刻也不要離開學校，弟、妹也交給學校。”“小群，莫要悲傷，有淚莫輕彈。你還年輕，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咱們的孩子好嗎？我看孩子就取名‘繼志’。繼承的‘繼’，志向的‘志’。”

　　 “死，也要死得其所！”“希望組織上能夠切實深入研究，深入發現問題的根源。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作風，保持黨的純潔性。”300多位紅巖英烈和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前最深重的黑夜，他們給為之奮斗的新中國、給為之奉獻了熱血和生命的黨組織留下了3.6萬千余字的《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及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其中的“獄中意見”，是先烈們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全面從嚴治黨的“血淚囑托”。

　　 1948年3月，后來成為《紅巖》小說作者之一的羅廣斌由江竹筠、劉國鋕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羅廣斌在成都被捕后關押到渣滓洞，在這里遇到了黨內曾經的上級張國維。張國維叮囑羅廣斌注意在獄中搜集情況，征求意見，總結經驗教訓，有朝一日向黨組織匯報。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烈士犧牲周年紀念日。江竹筠起草了一份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討論大綱，各牢房的革命者分別對這份大綱進行了討論。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入白公館、渣滓洞看守所，獄中的革命者興奮不已。但與此同時，多年的革命斗爭經驗也告訴他們，敵人最后的瘋狂即將來臨：1949年10月28日，陳然、王樸等10人被槍殺于大坪刑場；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被槍殺于歌樂山電臺嵐埡。

　　 面對喪心病狂的敵人，獄中的革命先輩在生死關頭仍以高度的責任感，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等方面進行回顧，從黨組織工作的方方面面進行討論和分析，總結教訓供黨組織參考。

　　 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特務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者實施大屠殺，羅廣斌在策反看守楊欽典后帶領白公館的十幾名難友越獄脫險。重慶解放后，羅廣斌追記整理了獄中的討論和總結并向中共重慶市委上交了《報告》。《報告》的第七部分為八條“獄中意見”，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獄中八條”的來源。

　　 對于已經成立的新中國和即將全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獄中意見”首先提出要“防止領導成員腐化”，緊跟著馬上提出要“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還更加有針對性地提出要“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抗戰勝利后在國統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數百名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堅毅的革命意志，經受住酷刑的折磨和高官厚祿的誘惑，堅持斗爭到底，在生命即將走向終點時用鮮血和生命總結出‘獄中八條’，是對新中國和即將全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衷心希望，體現出先烈們對黨的絕對忠誠和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負責，至今仍振聾發聵、令人警醒。這不僅是一份珍貴的檔案文獻，更是一份厚重的黨史、黨性教材。”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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