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持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先后多次修改，這是其中的一稿。

　　中國共產黨經過百年奮斗能成為世界第一大執政黨，她領導下的中國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且從貧窮落后的大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能實現這樣的巨變，《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個“歷史決議”起了定海神針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樹立正確黨史觀；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這對于正確認識黨的百年艱辛探索而又波瀾壯闊的偉大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兩個決議”是如何產生的

　　第一個“歷史決議”（《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誕生于全民族抗戰即將勝利的1945年。它是在1944年5月六屆七中全會期間開始起草的，歷經15個月，到1945年8月9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前的一個星期）七屆一中全會上才最后通過的。

　　這個“決議”的制定，與延安整風運動有密切關系。延安整風的目的就是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批判長期危害中國革命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確立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為奪取全民族抗戰最后勝利更好地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通過3年整風學習，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空前地提高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的能力和水平，基本弄清了黨的歷史問題的路線是非，使全黨對黨的歷史有比較正確的認識，初步地達到了思想上的統一。這個“決議”是延安整風的理論結晶。它是以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作為初始基礎，并吸收整風運動后期的新認識不斷豐富而形成的，最后又經過毛澤東多次修改完備起來。毛澤東對它的起草和定稿起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個“歷史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誕生于改革開放之初的1981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偉大轉折后，怎樣看待30年來的重大歷史問題，成為黨內和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歷史被嚴重歪曲了，需要撥亂反正。只有對“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和黨的主要領導人功過是非作出正確評價，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全國人民才能團結起來，同心同德搞“四化”建設。

　　這個“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1979年10月開始的，歷經20個月的反復修改，到1981年6月底經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鄧小平對它的起草和審定起著“總設計師”作用。在中央最高領導層，自始至終由他主持起草這個“決議”。具體地說，“決議”的指導思想是他提出的；“決議”的框架結構是他設計的；“決議”涉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和重要人物的評價是他認定的；“決議”對諸如不要再講路線錯誤和路線斗爭、對過去犯錯誤的責任，中央領導集體要多承擔一些等重大理論和歷史問題的把握，是由他決斷的。他特別強調“決議”寫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定位要經得起歷史檢驗，對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作用要寫好，對那些錯誤的意見要硬著頭皮堅決頂住；如果達不到這個要求，這個“決議”寧可不做。他始終堅持從政治高度和大局意識來看待黨的歷史問題，特別是一直強調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鄧小平上述鮮明、堅定的政治決斷和把握是完全正確的。這個“決議”使我們黨和國家避免了重蹈蘇聯的覆轍，并且實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飛躍。

　　“兩個決議”的歷史使命是什么

　　對第一個“決議”的歷史使命，毛澤東在1944年4月的《學習和時局》報告，實際上作了說明。他指出：中央認為，應使干部對于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一個月后，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開始了“決議”的起草工作。

　　第一個“決議”擔當起了毛澤東講的歷史使命，在百年黨史上作出了三個開創性的貢獻。一是第一次以黨的重要文獻形式明確指出黨在長期奮斗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開創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先河；并且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不斷取得勝利的卓越貢獻。這為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是第一次論述黨的歷史問題的路線是非，使全黨對建黨以來的發展歷程有比較正確的認識，初步地實現了全黨思想的統一，開創了我們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歷史問題的先河，為形成百年黨史不斷總結歷史經驗的優良傳統奠定了科學基礎。三是第一次通過整風進行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沒有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辦法，而在黨的重要文獻中又強調“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方針，“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這開創了用“團結—批評—團結”方法來處理黨內矛盾、糾正錯誤的正確機制，并為黨的七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奠定了良好基礎。這些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史上是空前的偉大創造。

　　第二個“決議”的歷史使命，鄧小平明確提出了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他認為，這是最核心的一條。要把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第二，對新中國成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后，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第二個“決議”肩負起了這個歷史使命，在黨史上有四大突出貢獻。第一，對黨的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作了科學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與第一個“決議”一起奠定了撰寫黨領導革命28年歷史的基準，又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作了重點評述；既直面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所經歷的曲折和挫折，又明確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在總體上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第二，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對“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直接原因和復雜的社會歷史根源作了深刻分析。第三，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對毛澤東思想體系作了全面的科學概括，強調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第四，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的偉大轉折作了深入分析，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并對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基本點作了重要概括，實質上初步提出在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為后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愈益明晰和完善奠定了科學基礎。這四大貢獻，不僅使黨對于重大歷史和理論問題統一了認識，而且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未來發展具有長遠指導意義。它的制定，標志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任務。

　　怎樣認識“兩個決議”的時代價值

　　毛澤東對第一個“決議”有個評價，認為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鄧小平對第二個“決議”也有個評價，認為這是個好決議，相信它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歷史過去了數十年，“兩個決議”經受住了時間檢驗，迄今仍然是我們黨正確把握歷史、指導當前工作的指針。“兩個決議”的時代價值可以從三個維度認識：

　　（一）從歷史認知維度看，第一個“決議”對那段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的論述絕大部分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認識那些問題的基本依據。第二個“決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的評論都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認識這些問題的基本依據。特別是“兩個決議”都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都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作為國家的象征，我們永遠將毛澤東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因此，必須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

　　（二）從思想方法維度看，“兩個決議”分析和評價建黨以來和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立場（人民大眾立場）、觀點（唯物史觀）、方法（對歷史采取分析態度的辯證法）沒有過時，時至今日仍然需要我們堅持和遵循。我們黨立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建黨100年來進行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說到底，就是為人民打江山、守江山。黨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是100年來不斷發展的邏輯和取得勝利的密碼。“兩個決議”分析和評價黨的歷史所堅持的人民立場、唯物史觀和辯證方法，是百年強黨的寶貴財富和任何時候都須臾不可離開的法寶。

　　（三）從邏輯思辨維度看，馬克思主義認識客觀事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持認識論、方法論和邏輯學的高度統一。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復雜現象揭示事物的本質，達到真理性認識。這種思辨性思維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和掌握。第一個“決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邏輯，運用思辨性思維，通過與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相比較的分析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方面的內容和危害進行了深入剖析。第二個“決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邏輯，運用思辨性思維，對新中國成立后近30年的歷史作出深入剖析，提出了四個重要區別：一是將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區別開來；二是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惡活動區別開來；三是將“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同作為時間概念的“文革”時期區別開來；四是將摒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有特定含義的口號，同還要繼續進行各方面的斗爭和發揚革命精神區別開來。上述區別，使長期受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思想影響而困擾人們的一些歷史難題迎刃而解。這對于正確認識“文化大革命”這段極其錯綜復雜的歷史具有重要積極作用。“兩個決議”是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的典范。

　　“兩個決議”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倡導的正確黨史觀的一面旗幟。毛澤東說過，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會有左中右。我們國家是個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我們黨是個有9500多萬黨員的大黨。靠什么來對黨的歷史問題形成共識呢？就是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我們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堅持“兩個決議”，是我們黨在百年篳路藍縷、創造輝煌的基礎上，開辟更加光輝未來的指針。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