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文化大革命”爆發(fā)的原因、經過和教訓是什么？

　　1966年，正當我國克服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完成經濟調整任務、開始執(zhí)行發(fā)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fā)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有著復雜的國際國內的社會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很長一段時間一直面臨嚴峻的外部環(huán)境。帝國主義長期敵視、封鎖，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蘇聯(lián)在中蘇關系惡化后給中國施加巨大壓力。這樣的外部環(huán)境對黨在科學判斷國內政治形勢、確定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和方針政策時產生極大影響。我們黨是在經過長期殘酷的戰(zhàn)爭后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于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科學認識，也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過去革命戰(zhàn)爭時期積累下來的成功的階級斗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看作階級斗爭，把只在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仍然看作社會的主要矛盾，并運用大規(guī)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yōu)橘Y產階級專政。”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fā)動。此后，紅衛(wèi)兵運動迅猛興起。從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很快發(fā)展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內戰(zhàn)”的嚴重局面。2月前后，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革命家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壓制和打擊。到1968年9月，全國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員會，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無政府狀態(tài)。1969年4月召開的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進一步系統(tǒng)化、合法化。1970—1971年發(fā)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1972年，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有了明顯起色。1973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大繼續(xù)肯定黨的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黨的十大以后，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企圖全面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申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奮斗目標，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這使身處反復動亂中的廣大干部和群眾又看到了黨和國家的希望。

　　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主要考慮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作為一個執(zhí)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xiàn)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斗爭。但是，由于對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發(fā)展規(guī)律認識不清楚，毛澤東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fā)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最終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

　　“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和人民對“左”的錯誤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正是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zhàn)員、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的抵制和斗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會主義建設在一些重要領域仍然取得一定進展，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

　　1976年1月8日，全國各族人民敬愛的總理周恩來逝世。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9月9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在短短9個月的時間里，三位黨和國家杰出領導人相繼逝世，全黨全國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刻思考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首都群眾慶祝粉碎“四人幫”

　　毛澤東逝世前后，“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活動，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zhí)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四人幫”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干實行隔離審查。10月14日，黨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人們奔走相告，興高采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國的社會秩序得以恢復，黨和國家的工作開始重新走上健康發(fā)展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