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指出，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并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要始終贏得人民擁護、鞏固長期執政地位，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這一重要論斷，既是對我們黨一百多年黨的建設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高度的政治擔當和憂患意識的體現，更是對今后以自我革命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要求和重托。

　　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百年大黨，使命光榮偉大，遇到的問題往往也獨特艱難，面臨的風險考驗也巨大。一旦黨經受住了考驗，解決好了難題，就會實現歷史性的超越，就會使黨和國家進入全新的境界。而最大的獨有的難題就是在對外開放、市場經濟、長期執政條件下，如何管好黨治好黨，永葆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永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歷史上，黨外人士也看到了這一獨有難題。早在1940年5月至6月，“不官、不黨、居第三者地位”的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在回國考察了重慶和延安等地之后，深深地為延安共產黨人的一代新風所打動，預言“假如更多的人像他們那樣刻苦耐勞、埋頭苦干，我們中國一定可以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正因為他從此把拯救國家和復興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共產黨人身上，所以倍加珍惜這種極為珍貴的延安精神，而不愿看到共產黨重蹈國民黨的覆轍。為此，他在《南僑回憶錄》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和擔心：“然陜北地貧，交通不便，商業不盛，地方非廣，故治理較易風化誠樸。設中共若握著東南富庶市場，區域廣大，不知能如此廉潔，興利除弊，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

　　我們黨一直保持著對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并進行了曲折艱辛的不懈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這些經驗集中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所總結的兩個答案。他指出：自我監督是世界性難題，是國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們要通過行動回答“窯洞之問”，練就中國共產黨人自我凈化的“絕世武功”。“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們黨治黨規律的自覺把握，是新時代黨的建設富有中國智慧的創新。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在幾次局部執政條件下，高度重視從思想上建黨，同時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以鐵的紀律從嚴管黨治黨，做到了政治過硬、本領高強。更為可貴的是，黨在中國革命巨大勝利面前，登高望遠，以深沉的憂患意識，對執政后黨的執政風險作出了前瞻性的預警思考，并在局部執政條件下作出了一系列成功的探索和戰略安排。毛澤東同志對黃炎培回答的民主新路，是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寶貴經驗。從實質上看，民主新路的成功經驗與黨的自我革命是高度一致的，應該說，民主新路的成功取決于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成功。如果沒有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成功，如果黨做不到政治過硬、本領高強，黨就沒有資格和能力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局部執政條件下領導人民走好民主新路。具體來說，這些經驗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首先通過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保證自身過硬，這是民主新路成功的前提和基礎。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也是民主新路成功的法寶。通過加強黨的建設，使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成為政治過硬、本領高強的黨，成為具有強大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和社會號召力的黨，成為贏得人民群眾真誠信賴和擁護的黨，才使黨有資格和能力領導人民走好民主新路。二是始終堅持黨對民主新路的領導，這是民主新路成功的根本保證。在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黨成功做到了教育、動員、組織、引導人民選好政府管好政府用好政府，做到了領導人民掌好權管好權用好權，使人民群眾有強烈的當家作主的獲得感。三是保證民主新路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這是保證民主新路長期發展的制度支撐。無論是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中，都力求做到有法治保障。

　　從1940年陳嘉庚訪問延安的警示，到延安整風運動全黨學習《甲申三百年祭》，到1945年毛澤東同志與黃炎培的“窯中對”，到1949年執政前的“兩個務必”，再到新中國成立后嚴厲的反腐斗爭，我們黨對執政條件下實現黨的純潔性先進性問題，進行了無私無畏的探索，并開創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一代新風。后來，鑒于國際國內極為復雜的局勢，鑒于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探索出現重大挫折，管黨治黨的思路也出現了曲折，依靠群眾運動方式保持黨的純潔性的考量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留下了深刻教訓。改革開放以后，黨毅然放棄運動治黨模式，不搞路線斗爭，提出制度治黨，取得了很大進步和成效。但也應該清晰地看到，這條制度治黨之路的探索也是艱辛和曲折的。不靠群眾運動的老辦法，新的更好的辦法是靠制度，但問題的關鍵是具體靠什么樣的制度？如何確保這種制度辦法既不需要付出群眾運動的代價，又能切實解決毛澤東同志晚年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如何成功解決黨長期執政過程中自身存在的問題？這一系列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和解決，管黨治黨就將面臨非常被動的局面：舊的辦法不能用，新的辦法想不到，或者所謂的新辦法不管用。長此以往，將會對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造成嚴重影響。這也許是制度治黨必須經歷的一個探索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一定時間內出現了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寬松軟的狀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氣和戰略定力，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中，在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自我革命這一具有高度中國智慧的治黨新路，跳出了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的突出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自我革命精神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始終堅持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堅持中國的事情要辦好首先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事情要辦好。管黨治黨不能僅僅依靠外力，必須依靠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內驅動力，否則就會犯顛覆性錯誤。必須通過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切實解決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寬松軟問題，實現打鐵必須自身硬，真正做到政治過硬、本領高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深刻全面系統總結從嚴治黨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新時代的鮮明特點，以全面從嚴治黨開辟了偉大自我革命的新征程，使黨大大提高了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二是持之以恒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把制度治黨發展到依規治黨，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制度治黨的重大創新。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是我們黨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是管黨治黨的基本方式，在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監督制約權力、規范黨員言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度。堅持依規治黨，確保黨的建設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同時，實現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結合，保證在長期性穩定性的制度運行中永葆理論創新內生動力。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刻總結我們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從嚴治黨規律的高度自覺。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制度治黨的意義在于以制度化、程序化方式治理黨內政治生活，保證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讓思想建黨在制度治黨軌道上盡情釋放創新活力，讓制度治黨在思想建黨引領下行穩致遠。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也必須與時俱進、改革創新。我們要順應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深化全面從嚴治黨新要求，及時填補制度空白，不斷提高黨內法規制定的質量，確保各項制度立得住、行得通、管得好。加強備案審查和清理，維護黨內法規制度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切實提升黨內法規的執行力，真正使鐵規發力、禁令生威。

　　三是堅持黨內監督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監督。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結合我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對執政黨監督問題做出的具有高度中國智慧的理論和制度創新。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了黨內監督在黨和國家各種監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黨內監督失效，其他監督必然失靈。但是，如果黨內監督不同黨外監督等結合起來，就不能形成監督合力。要以黨內監督帶動和促進其他監督，建立更加科學、更加嚴密、更加有效的中國特色監督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勇氣和行動，構建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權力監督制度和執紀執法體系，切實把權力關進了制度籠子，實現了對權力運行的全程監督。建立健全了黨中央統一領導、黨委（黨組）全面監督、紀律檢查機關專責監督、黨的工作部門職能監督、黨的基層組織日常監督、黨員民主監督的黨內監督體系；完善強化了政治巡視制度；深化了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組建了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實現了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制定了國家監察法；改革了審計管理體制，完善了統計體制；構建了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黨內監督檢查體系，并與黨外監督有機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督制約制度體系。

　　四是理直氣壯領導人民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對毛澤東同志民主新路的守正創新。一方面，理直氣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監督好政府，治理好國家，切實防止出現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現象。另一方面，理直氣壯領導人民積極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保障了國家政權的人民主體性質，而且做到了人民至上，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做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使中國人民充分享受當家作主的權利和尊嚴。

作者：張志明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