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日戰爭中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對習仲勛的鑒定中有這樣一句評語：“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由此可以看出，習仲勛一生最為鮮明的特點，就是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休戚與共，調查研究，實事求是。

　　走出“衙門”，深入實際，“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面”

　　習仲勛曾經講，共產黨和人民政權，是替老百姓服務的，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實實把屁股放老百姓這一方面，坐的端端的。這是調查研究的根本立場；要做好調查研究就必須走出“衙門”，深入群眾，深入實際，通過人民群眾找到最恰當、最真實、最正確的辦法。

　　1943年春，習仲勛奉調占陜甘寧邊區人口1/3的綏德地區擔任地委書記。他到任后，即通過走訪調查，座談討論，廣泛聽取廣大干部群眾包括地方士紳在內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意見，很快對這一地區的歷史和現實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對抗戰以來當地特殊的復雜政治狀況與斗爭形勢做到了心中有數。根據黨中央指示和面臨的實際情況，他提出：深入調查研究，擴大黨的宣傳，用黨的宗旨、方針、政策教育干部群眾，處理好地方干部和軍隊干部、當地干部和外來干部、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之間的關系，彼此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對于留在人民政權和學校中的舊職員，也要注意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做好教育轉化工作，使他們更好地為人民群眾和社會事業服務。

　　1942年12月，毛澤東發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提出了發展生產是邊區最中心的任務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為了使發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迅速開展，習仲勛要求機關干部不僅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且要深入農村，推動大生產運動。他同時決定帶領調查組，到郝家橋村進行一個月的蹲點調查，以便取得經驗，指導全區工作。

　　習仲勛帶領工作組通過一個月的蹲點調查，座談訪問，個別指導，總結經驗，幫助群眾改革完善農業生產措施，理順了土地租佃關系，制定了扶持貧困農民、教育落后分子、改造二流子的措施，提出了組織群眾移民南下，實行變工互助、精耕細作意見。地委根據調查組在郝家橋總結取得的經驗，討論通過了綏德地區生產計劃和移民工作方案，一時間在綏德以至全陜甘寧邊區對提倡自力更生、勞動光榮和發展生產、減租減息、厲行節約、渡過難關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至當年年底，糧食生產取得了較好收成，基本解決了全區52萬人口吃飯問題。

　　發現典型，學習先進，甘當群眾的小學生

　　習仲勛曾經講，我們的工作人員，既然是為老百姓服務的，就應該站老百姓中間，萬不能站老百姓頭上。如果我們“板起面孔，擺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他認為，群眾中蘊藏著很大的積極性、創造性，有許多典型模范人物。要做好工作，就要當好小學生。這不僅是個作風問題，還是對群眾的感情問題。

　　習仲勛在郝家橋調查時了解到，該村40歲出頭的劉玉厚，通過辛勤勞動，帶動了全村農民精耕細作，變工互助，合理安排生產，使這個佃戶村糧食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習仲勛即約請劉玉厚到自己住的窯洞詳細敘談。他一見面就緊握劉玉厚的手拉起了家常，詳細詢問劉玉厚當年的生產計劃。習仲勛聽著劉玉厚的生產計劃，內心感到十分高興和欣慰。他認為劉玉厚勤勞、忠誠、廉潔、奉公，全家親密和睦，全村團結一致，發展了生產，支援了抗戰，改善了生活。經過地委研究決定，授予劉玉厚模范黨員、勞動英雄稱號，在全區范圍內開展“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活動。習仲勛和專員袁任遠等領導共同署名將刻有“農村楷模”的牌匾獎給郝家橋村。

　　真切關心群眾疾苦，及時排解群眾的實際困難，是習仲勛調查研究的一貫作風。一次調查中發現，當地醫療衛生情況差，群眾中膿瘡、頭癬、紅眼等傳染病流行較廣。習仲勛便派人從地委領來來蘇、碘酒、紅丹和眼藥，調查組同志親自為群眾擦洗瘡口、滴眼藥水，幫助孩子們洗澡、理發，進行講究衛生的宣傳。

　　只有做好調查研究，才敢于實事求是

　　習仲勛在長期工作實踐中體會到，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堅持調查研究作風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做好調查研究是實現實事的前提條件和有效途徑，是各級機關和領導干部想問題，做判斷，定政策，辦事情的基本遵循。他常說，調查研究是做領導工作的看家本領，也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力量所在。

　　1947年冬，在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和《中國土地法大綱》過程中，陜甘寧邊區土地改革中“左”的思潮一度蔓延滋長。習仲勛在黨中央、毛澤東的領導下，與西北局其他領導分別到邊區廣大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了土改要區別老區、半老區和新區確定方針政策，正確引導，有序進行。他先后在1948年初一個月之內三次致信毛澤東，提出堅決防“左”糾偏建議。

　　1月4日，即楊家溝會議結束后的第七天，習仲勛致信西北局并轉中共中央，就檢查綏屬各縣土改中的問題作了報告。報告內容包括5個方面：（一）毛澤東《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傳達后，獲得了黨內外熱烈擁護。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軌道。（二）蘇維埃時期的老區，有許多問題與抗戰時期情況是不同的。在老區發動群眾運動，要堅決反對“左傾形式主義”。（三）在群眾發動起來的地方，一般的都是過“左”。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群眾原來就有的，而是干部帶去的。（四）在選貧農團、農會領導土改的成員中，要由能代表多數群眾利益，并為全村、全鄉群眾所擁護的人來擔任，工作團不能包辦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義。（五）許多地方是搞群眾自發運動，這種為數不多的、盲目的、而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鼓動起來的群眾斗爭，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將造成許多脫離群眾的惡果。

　　毛澤東看到習仲勛這封頗具真知灼見的信后，即于1月9日給西北局及賀龍、習仲勛回電，表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

　　14日晚，習仲勛經過近半月調查研究后回到義合鎮薛家渠駐地。19日，習仲勛再次致電毛澤東。他不無憂慮地提到“左”的影響和潛伏的不良情緒，邊區土改強調“貧雇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導致少數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弄得農村人心不安，關系極度緊張。習仲勛的這份報告產生于他半個月的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之后，是在占有大量翔實可靠的事實根據的基礎上，加上對各類材料、數據的分析研究、歸納梳理精心寫成的。

　　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后第二天，即20日復電習仲勛：（1）19日來信完全同意。（2）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3）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認為不要動。同日，毛澤東又將習仲勛的電報轉發全國各解放區，并特別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只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解為不動。”

　　2月6日，毛澤東致電習仲勛等人，就在老解放區半老解放區及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法的內容、步驟及農會的組織形式應有所不同等問題征求意見。電文最后寫道：“以上各點究應如何才算適宜，請井泉、仲勛于數日內電告，同時亦請一波電告自己的意見。”

　　習仲勛經過深思熟慮，于2月8日復電毛澤東，對三類不同地區的概念作了界定后建議：由于陜甘寧邊區中農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會動搖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信心，挫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區不能搞貧農團領導一切，因為貧農團內有由于地壞、地遠、人口多而致貧的，有遇災禍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務正業（吃喝嫖賭）而變壞變窮的。這種貧農團一旦組織起來，就必然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來；要把發揚民主與土改生產相結合，反對干部強迫命令的作風；解決中農負擔過重的問題，“這一傾向，十分危險，有壓倒中農、破壞農村經濟繁榮之勢”。

　　毛澤東親筆修改校訂了習仲勛發來的電報稿，并批示：轉發晉綏、中工委、邯鄲局、華東局、華東工委、東北局。

　　習仲勛在領導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調查研究，從邊區實際出發，總結和推廣典型經驗指導全面工作，促進了生產發展。在全國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之時，習仲勛提出的關于新老區土改的諸多思想觀點、工作建議，不僅在當時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的贊賞和采納，以至在新中國成立后進行的全國大規模土地改革中，也發揮了很好的借鑒和指導作用。這些都表現出習仲勛的務實精神和遠見卓識。

　　延伸閱讀

　　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與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