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大范圍的戰爭一時打不起來，尤其是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國之間的博弈來看，相互較量的激烈程度并沒有減弱，一定程度上說甚至是更強了，由軍事領域的競爭擴展到政治、經濟、科技、外交和意識形態等各領域的全面交鋒。要搞垮一個國家，也許不需要訴諸武力，通過其他手段就能達到，也許不需要從外部攻破，通過內部瓦解就能使其不攻自破。現在，大國安全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明顯變化，越來越呈現出總體性、關聯性、隱蔽性等特征，需要我們樹立新的安全觀，以更為完備的安全體系、更為強大的安全能力，有效應對來自國內外錯綜復雜的風險挑戰。

　　國以安為興，民以安為樂。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安定有序、人民安居樂業的高度，準確把握我國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創造性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從全局上對國家安全工作進行頂層設計，對各重要領域的國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順利推進提供牢靠安全保障。新征程上，要把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推向前進，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艱難險阻，迫切需要我們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把國家安全作為頭等大事，著力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辦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國家安全筑屏障

　　安全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前提，是一種文明生生不息、賡續向前的重要保障。世界上很多曾經顯赫的民族、強大的帝國、輝煌的文明，最終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都與安全破防直接相關。比如，亞洲的古印度文明、波斯帝國，非洲的古埃及文明、迦太基古國，美洲的瑪雅文明、印加帝國，它們的滅亡固然有很多因素，但外敵入侵通常是最后的“致命一擊”。

　　中華民族能夠綿延至今，與我們自古以來注重安全密切相關。《左傳》講：“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正是有著這樣強烈的安全意識，中國很早就開始修建長城、馳道等重大工程，后來又不斷完善，形成了一道有形的和無形的安全防線，對保持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文明核心圈的總體穩定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安全是中華民族國土不分、國家不亂、民族不散、文明不斷的重要基石，也是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大后盾。

　　今天，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也處于從發展中大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階段，由大向強、將強未強之際往往是國家安全的高風險期。從外部看，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我們受到的猜忌、攻擊、打壓和破壞多起來了，來自國際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安全威脅不可避免，同時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日趨尖銳復雜；從內部看，發達國家在幾百年中產生的一些問題在中國幾十年內集中出現，而且相互疊加、彼此交織，其潛藏的風險之高、解決的難度之大不言而喻。這些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繞不過去的坎，是我國由大到強發展過程中的“必答題”。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保障國家安全的治本之策在于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國家安全工作是一個涉及方方面面的復雜工程，猶如一張條條相連、環環相扣的大網，需要樹立一盤棋意識，強化系統化的制度安排，構建起黨委統籌抓總、部門各司其職、條塊緊密結合、上下協調聯動的大安全格局，達到“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的效果。黨的二十大從領導體制、工作機制、力量布局等方面對健全國家安全體系提出要求，強調堅持黨中央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完善國家安全法治體系、戰略體系、政策體系、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國家應急管理體系等，為進一步夯實國家安全制度基礎指明了方向。

　　保障國家安全，關鍵在于把制度執行好落實好。再完備的安全制度，如果沒有強大的執行能力作支撐，也有可能落空，成為“空中樓閣”“鏡花水月”。全面提升國家安全能力，必須切實增強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的能力，加強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加強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能力，使國家安全得到有力有效的保障。同時，國家安全與每個人都休戚相關，離不開全社會的共同參與，需要全面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和素養，筑牢國家安全的人民防線。

　　公共安全保平安

　　公共安全，是現代化國家治理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大問題。它一頭連著千家萬戶，一頭連著經濟社會發展，事關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事關國家和社會的安定有序，是最基本的民生，是治國安邦的大事。古語云：“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亂。”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良好的公共安全，人們的生產生活將無法正常進行，國家安全也得不到有效保障。

　　從人類歷史來看，公共安全問題是隨著社會發展進步而出現并不斷凸顯的。前工業時代，雖然也出現過諸如我國唐朝長安城、宋朝汴梁城以及西方的古羅馬城等百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總體上人們還是以分散式居住為主，公共安全問題并不突出。進入工業社會，社會化大生產不斷發展，推動了城市的興起，帶來了人口的大規模聚集，各種公共安全問題日益凸顯。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信息化時代的來臨，人們交流交往的范圍不斷擴大，很多公共安全問題從一國范圍擴展到整個世界，全球性特征越來越明顯。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也充分地印證了這一點。

　　【經驗分享】

廣東深圳打造“圳品”守護“舌尖上的安全”

　　廣東省深圳市95%的食用農產品、85%的食品和100%的糧食均源自外地輸入，具有明顯的食品安全輸入性風險特征。為了在確保食品安全的基礎上滿足消費者的旺盛需求，深圳啟動“食品安全戰略工程”，建立供深食品標準體系，打造了高于國家標準的“圳品”，經過嚴格審核認證，把全國各地優質農產品從田間地頭帶到深圳百姓的餐桌。

　　當前，我國公共安全形勢總體是好的。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人民群眾安全感由2012年的87.55%上升至2021年的98.62%，10年來始終保持高位。同時也必須看到，我國正處在公共安全事件易發、頻發和多發期，公共安全問題總量居高不下。一段時間以來，火災、交通事故、安全生產事故、自然災害等時有發生，食品藥品安全隱患依然存在，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對于公共安全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麻痹大意，必須保持“時時放心不下”的高度警覺，著力補齊短板、堵塞漏洞、消除隱患，著力抓重點、抓關鍵、抓薄弱環節，為人民群眾編織起全方位、立體化的公共安全網。

　　“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維護公共安全，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堅持預防為主，最大限度排除風險隱患、降低事故概率。無數事實表明，任何一起公共安全事件發生前，都有一些苗頭和端倪出現，正所謂“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航空界著名的“海恩法則”提出，每一起嚴重飛行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現在，我國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正在發生變化，由以事后處置為主向以事前預防為主轉型，目的就是將維護公共安全的關口前移，加強源頭治理、前端處理，把安全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做到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很多公共安全事故的發生，特別是安全生產事故和食品藥品安全事件的出現，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是逃過政府監管“跑出來”的。抓好安全生產工作是維護公共安全的重中之重，必須加強對建筑、礦山、化工、交通運輸等重點行業和領域制度化常態化安全監管，加大風險隱患排查整治力度，堅決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發生。食品藥品安全和生物安全直接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公共安全體系中極為敏感和重要的領域。特別是近年來生物安全風險不斷加大，與之相比我們的監管體系和能力還有一定差距，必須盡快加強這方面的建設，筑牢我國生物安全的“防火墻”。

　　重大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處置，最重要的是突出一個“急”字，很多時候都是人命關天、刻不容緩，必須與時間賽跑，以最快速度進行應急處置和救援。比如，地質災害發生后就存在救援“黃金72小時”的說法，在此期間，救援人員每多挖一塊土、多掘一分地，被困者就多一分生還的機會。對抗自然災害、應對突發事件，必須充分運用高新技術手段特別是物聯網、大數據等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在大安全大應急框架內提高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處置保障能力，著力布局全國區域應急力量中心和體系，確保第一時間作出反應和處置，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全力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社會治理促和諧

　　社會治理關乎人民安居樂業，關乎社會安定有序，是一個國家安全狀況、民眾幸福程度的重要體現。美國蓋洛普2021年調查顯示，中國在治安安全的全球民調中高居第二，其中在“獨走夜路感到安全”這項指數中，中國排名第三。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是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我們天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實際上同許多國家相比，這是非常難得的。很多去過國外的游客都有切身體會，白天看一些國家的景點很“高大上”，但到了晚上便不敢出門，害怕被搶劫，人身和財產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某些現代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宣稱要給予民眾“免于恐懼的自由”，卻槍擊案頻發、種族歧視引發的暴力沖突不斷出現，社會治安狀況并沒有讓民眾有足夠的安全感。

　　社會治理與經濟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密切相關。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社會治理的對象、環境、手段和內容發生了新的變化，特別是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現實世界和虛擬空間相互嵌入的特征更加明顯，給社會治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到2022年年底，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5.22%，9億多人口生活在城市或城鎮。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10.7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6.4%。面對信息化時代社會治理的新形勢新特征，必須創新社會治理的理念思路、方法手段、體制機制，不斷提升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經驗分享】

山東聊城“城市大腦”賦能城市治理

　　作為山東省首批新型智慧城市試點城市，聊城市以“城市大腦”作為智慧聊城建設的中樞系統，通過連接散落在城市各個單元的數據資源，打通城市神經網絡，圍繞精細治理、公共安全、產業賦能、民生服務、決策指揮五大領域，接入5萬多路視頻監控資源，匯聚20多億條數據，上線30多個城市治理領域的應用場景，初步形成“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城市治理新模式，提升了城市治理精細化、專業化、智能化水平。

　　打造社會共治“同心圓”。現代社會治理越來越由單一主體向多元主體轉變，共建共治共享的特征日益明顯。這其中，就涉及政府和其他治理元素的關系問題。西方社會比我們更早面臨這個問題，但一直沒有解決好，加劇了社會的失序和撕裂。我們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能夠在黨的領導下把各方力量凝聚起來，形成社會治理的強大合力。橫向上我們構建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群團助推、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體制，縱向上我們打造了從中央到省、市、縣、鄉五級黨委和政府的社會治理指揮體系，構建起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社會治理格局，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經驗分享】

安徽六安葉集探索開展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新模式

　　近年來，安徽省六安市葉集區注重發揮基層黨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引領推動作用，通過探索“無事”找書記活動、建立鄉村“書記熱線”、打造“服務型”網格等創新舉措，讓群眾遇到急難愁盼問題首先想到黨支部、找到村（社區）書記，并通過“接單—理單—評單”等方式有效辦理解決，真正讓基層社會矛盾在第一線化解、在最末端解決。

　　【經驗分享】

北京東城“小院議事廳”打通社會治理“最后一公里”

　　北京市東城區前門街道草廠社區是首都老城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有大大小小460多個院子，實際居住740多戶，約2500人，在這里有一個遠近聞名的“小院議事廳”。它成立于2012年， 經過10余年的實踐，積累了民事民提、民事民議、民事民決、民事民辦、民事民評的“五民”群眾工作經驗，成為北京社區治理的一個響亮品牌。在草廠社區，無論是燃氣改造、院落提升、示范街區創建，還是開展各類主題教育、垃圾分類等，居民身邊的大事小情，都能在“小院議事廳”得到解決，形成了鄰約共守、鄰情共知、鄰事共理、鄰困共幫的和諧局面。

　　擦亮化解矛盾“金招牌”。20世紀60年代，浙江諸暨的楓橋鎮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創造了著名的“楓橋經驗”。幾十年來，從“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楓橋經驗”得到不斷豐富和發展。2003年開始形成的“浦江經驗”，提倡“變群眾上訪為領導下訪”，讓領導干部與群眾“坐在一條板凳上、圍在一張桌子上”，真心實意地為群眾排憂解難，有力地密切了干群關系、化解了社會矛盾。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必須充分汲取新時代“楓橋經驗”“浦江經驗”的有益做法，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注重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把好源頭關、監測關、管控關、責任關，堅持抓早抓小抓苗頭，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織密治安防控“守護網”。近年來，隨著以掃黑除惡為代表的一系列打擊違法犯罪行動的深入開展，我國社會治安環境顯著改善。僅2022年，全國公安機關就打掉涉黑組織160余個、惡勢力犯罪集團1520余個，破獲各類刑事案件2萬余起。現在，各種黑惡勢力無所遁形，過去的“村霸”“菜霸”“沙霸”“礦霸”已鮮有蹤影，成為“江湖中的傳說”。社會治安狀況的明顯改觀，也離不開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比如，北京“朝陽群眾”、天津“小巷管家”、廣州“街坊”、昆明“紅袖標”等治安志愿者，在摸排違法犯罪線索上屢建奇功，成為社會治安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

　　中國古訓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統籌發展和安全，是古往今來執政者必須完成好的一張答卷，也是中國全面邁向現代化、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在前進道路上，我們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推動發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將在現代化的征途上不斷續寫兩大奇跡新篇章。

　　【深度閱讀】

　　1.《習近平關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2.《習近平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 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人民日報》2023年5月31日。

《中國式現代化面對面》學習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