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名字，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光輝的思想，這個名字和思想同我們黨的歷史、人民軍隊的歷史、新中國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歷史息息相關、緊密相連。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三十周年。學習和緬懷毛澤東偉大而光輝的業績，學習和繼承他崇高的精神風范，對于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堅定信心、同心同德，埋頭苦干、勇毅前行，創造新的歷史偉業，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本文僅就學習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探索和實踐精神，談點認識和體會。

　　我們黨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

　　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1963年9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由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地率領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時，回顧中國共產黨歷史，曾講過這樣一段話：“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過去我們就是由先生把著手學寫字，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的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別是一九三四年，使我們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么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毛澤東的這段談話，是對我們黨從1921年7月建黨至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的歷史所作的概括性敘述，這段敘述不僅講得準確權威，而且講得非常形象和生動。毛澤東后來還說過：“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于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回想這一段歷史，我們黨從小到大、由弱到強，一路走來是十分不容易的。

　　事非經過不知難，成如容易卻艱辛。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下建立的。1921年7月，我們黨召開一大時，共產國際派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參加了會議，兩個人還在會議上講了話、作了指示。黨的一大通過的第一個綱領中專門寫上了“聯合第三國際”的內容。1922年7月，黨召開二大時，通過了一個決議，正式加入第三國際。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下屬支部。按照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和紀律規定，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那么，從此以后共產國際所作出的一切決議、決定和指示，中國共產黨都必須無條件貫徹執行，而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一切重要事項也必須及時向共產國際請示報告。這就提出了一個如何處理好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也就提出了一個如何保持中國共產黨自身獨立的問題。第三國際成立于1919年，于1943年解散，共存在24年。195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曾提到過第三國際，評價了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的關系。毛澤東說：“第三國際兩頭好，中間不好。季米特洛夫同志是較謹慎的。日本投降前，第三國際解散了，我們的事就好辦了，就像生產關系改變了，生產力得到解放一樣。”所謂“兩頭好”，就是共產國際早期和晚期給了中國革命很多正確的指導與幫助。所謂“中間不好”，就是指中期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的籌備和召開，在這個過程中共產國際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決定和指示。王明等人上臺，之所以在黨內能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且長達四年，與共產國際有很大的關系。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召開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是在我們黨與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就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和總結，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并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為了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此后召開的中央會議還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定。歷史充分表明，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地位。在黨的歷史上，我們黨共作出過三個歷史決議，這三個歷史決議都對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從這一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獨立自主，對我們黨、紅軍、中國革命所產生的極其重大的意義。

　　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獨立自主中開拓前進

　　對獨立自主問題，我們黨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視，早期黨內就有人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探索和思考。但是，比較系統地完整地確立獨立自主原則和提出獨立自主重要思想的則是毛澤東。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深刻指出：“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他鮮明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創立了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堅持獨立自主，才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此之后開展的延安整風，使全黨達到了高度的團結和統一，成為“一塊堅硬的鋼鐵”。在黨的七大上，黨總結歷史經驗，將獨立自主確定為重要方針。毛澤東在七大上所作的結論中指出：“全黨團結起來，獨立自主，克服困難，這就是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還將能否實行這一方針視為對我們黨的重大考驗，他說：“現在對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大考驗，考驗我們究竟成熟了沒有，有本事沒有。”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程中，黨領導人民開拓前進，演繹了一個個獨立自主的精彩篇章。這里特別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一個經典實例是，解放戰爭時期黨對打過長江去的戰略決策。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發起后，解放戰爭的戰局已顯端倪。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將革命停止下來、半途而廢？這成為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中國的戰局關系和影響著世界的政局、格局和走向。美國、蘇聯兩個大國和以美國、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都在進行著深度謀劃和深入觀察。1948年12月30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明確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指出蔣介石的“和平”建議是虛偽的，他所提出的和談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而是繼續戰爭的條件。聲明表示，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余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愿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8項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個時候，斯大林委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中國聽取意見。1949年1月31日，米高揚經周轉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先后見面。米高揚表示：“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來聽取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匯報。”毛澤東在會談中指出，到目前為止，中國革命發展較為迅速，軍事進展也較快，比過去我們預計的時間要短些，就能過長江，并向南推進。估計渡過長江后，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向米高揚介紹了中國國內的軍事、政治形勢和奪取全國勝利及籌建新中國等情況。2月8日，米高揚離開西柏坡回國。蘇共中央和斯大林聽取了米高揚的匯報后認為，如果中國的內戰繼續打下去，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幼年的那個黨了，中國共產黨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的戰火洗禮，已經發展壯大、已經成熟、已經有了豐富的斗爭經驗。毛澤東和黨中央經過周密分析、深入研究，最后果斷決策，“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在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上簽字后，人民解放軍及時發起渡江戰役，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南半個中國，最終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今天我們回想這個決策，它是需要多么大的膽略和氣魄啊！我們黨對獨立自主原則運用得多么好啊！假如當年我們黨聽取和采納了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建議，那又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結果呢？

　　1949年6月，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我們黨都堅持了這一方針。值得一提的又一個經典實例是，毛澤東拒絕了蘇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提出的同中國建立共同潛艇艦隊和在中國建設長波電臺的建議。1958年上半年，赫魯曉夫建議在中國建一個長波電臺，后來又提出要在中國修一個不凍港，建立共同潛艇艦隊。毛澤東對此十分生氣，斷然予以拒絕。他認為，這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他言辭尖銳地說：“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的海岸”。毛澤東的嚴肅態度，使赫魯曉夫感到事態嚴重，立即動身秘密來華向毛澤東作解釋。從7月31日到8月3日，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舉行了4次會談，最后以赫魯曉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隨著中蘇兩黨論戰升級和兩國關系走向緊張，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給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特別是“兩彈一星”的研制工作帶來嚴重困難。國防尖端科技項目是“上馬”還是“下馬”，大家意見很不一致。毛澤東明確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不能放松或下馬。陳毅說：“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主管國防科技工作的張愛萍對科技人員說：“再窮也要有一根打狗棒”。這形象地表達了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對發展我國國防尖端武器的堅強決心和堅定態度。在這種背景和條件下，中國人民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毛澤東說：“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只手”，“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困難，走出困境，成功研制出了“兩彈一星”，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曾講到這件事，談到它的重大意義時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后來他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談到“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時強調：“中國本來是個窮國，為什么有中美蘇‘大三角’的說法？就是因為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為什么說我們是獨立自主的？就是因為我們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否則，只能是看著美國人的臉色行事，看著發達國家的臉色行事，或者看著蘇聯人的臉色行事，那還有什么獨立性啊！”可以說，沒有獨立自主，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不會有中國人民的站起；就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也就不會有中華民族在世界東方的巍然屹立。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