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第57—59頁）

　　28.如何理解加強對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司法監督？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強化產權執法司法保護，加強對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司法監督。”查封、扣押、凍結作為國家公權力對財產權實施的強制性限制措施，是我國強制措施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化產權執法司法保護，加強對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司法監督，有利于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不當干預經濟糾紛，對于持續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加強產權執法司法保護”、“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權利強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制度”，《建議》又進一步提出“加強對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司法監督”，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這項工作的高度重視。

　　加強對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司法監督，對于保障公民、企業等合法財產權利具有重要意義。在相關機關執法活動中，對物強制措施的使用較為普遍，但也存在適用不規范、不合法等問題，超權限、超范圍、超數額、超時限查封、扣押、凍結，“過罰失當”、“類案不同罰”，違法使用刑事手段處置經濟糾紛、跨區域逐利性執法等情況時有發生。這不僅直接剝奪或限制了財產權利人對財產的合法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更可能導致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陷入困境，造成難以挽回的經濟損失。涉案財產強制措施的不規范、不透明、不及時解封解凍等問題，會顯著增加經營主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經營風險，影響投資信心。加大對物強制措施的司法監督力度，是保障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促進經濟發展、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

　　加強對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司法監督，是防止權力濫用，健全制約監督體系的必然要求。對物強制措施的不當適用甚至濫用，特別是當權利人尋求救濟渠道不暢或效果不及預期時，極易引發公眾對司法公正的質疑，侵蝕社會公眾對法律體系的信任基礎。對物強制措施涉及重大財產權益，執行過程若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監督，也容易滋生腐敗問題。總體上看，當前對物強制措施以內部監督為主，行政訴訟、控告申訴檢察、庭審異議等司法監督途徑發揮作用有限。因此，有必要適度引入司法審查機制，從源頭上保障對物強制措施依法規范適用。從域外情況看，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針對查封、扣押、凍結等限制財產權利的強制措施，普遍建立了事前司法審批制度。基于我國司法職權配置和國情實際，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對物強制措施司法監督制度，有利于彰顯我國強化產權執法司法保護的態度和決心。

　　加強對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司法監督，需要多維度、全鏈條構建嚴密高效的制約監督體系。在強化內部制約機制、完善執法機關內部審批制度和程序的同時，要強化外部制約監督，以司法監督督促相關執法機關規范執法行為。要加強監察執法、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制度銜接，明確不同階段查封、扣押、凍結措施適用規則。要健全檢察機關對強制措施法律監督機制，加強檢察機關與相關機關辦案銜接和配合制約。深化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把對涉案財物進行調查作為庭審的重要內容、獨立環節，對查扣財物及其孳息的權屬、來源、去向、收益等進行全面調查，確保涉案財物的處置經得起法律的檢驗。要優化過程監管，建立跨部門信息共享平臺，建立覆蓋全階段、各環節的涉案財物信息監管機制。要暢通救濟渠道，賦予公民、法人充分的救濟權利，明確當事人對審查程序的啟動權、申辯權和賠償權，構建完善的監督救濟制度體系。

（文字來源于《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