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0月，馬克思拿到博士學位整整一年半的時間之后，馬克思才終于找到了工作。但是非常遺憾，這份工作可不是馬克思想要的大學老師的工作崗位，而是科隆的《萊茵報》編輯。在馬克思剛剛從事編輯工作的時候，心情并不愉快，因為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里，他遭遇了太多的變故和波折。
馬克思拿到博士學位時，還沒來得及把證書在懷里揣熱乎，他就遭到了來自普魯士政府和波恩大學全體老師的發出的巨大壓力——他們解除了鮑威爾的教師職務，而當年正是在鮑威爾的鼓勵之下，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完全沒有發表和出版，以至于長期以來人們都不知道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是長什么樣的。
心灰意冷的馬克思回到了故鄉特里爾，在家里面蝸居了一段時間。在此期間他還收到了老師鮑威爾的來信，說希望兩個人一起能辦一張激進的報紙。但是好景不長，普魯士新國王頒布了一道書報檢查令，這個報紙的愿望就胎死腹中。
科隆是德國西部一座著名的城市，當地的科隆大教堂聞名于世。馬克思在這里謀得了他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報社記者、編輯。除了作為養家糊口的手段，馬克思在工作中也發現了意外之喜——通過關注和研究萊茵地區的經濟社會狀況，馬克思發現可以觀察到一個真實的德國社會。馬克思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研究、批判和改造德國的現實社會。
馬克思從大學的“象牙塔”中走到社會，現實社會的復雜性、丑陋性的一面就暴露出來。馬克思當時在工作之初也遇到了這個問題。這個天才的而又有些憤世嫉俗的小伙子大膽地揮舞起了筆桿子，用辛辣諷刺的語調針砭時弊，特別是將在學校里面學到的黑格爾的辯證法運用得出神入化。
后來馬克思在回憶這一時期的思想變化時，把它叫做“《萊茵報》時期的苦惱”，而這個“苦惱”至關重要，它決定性地讓馬克思從政治學、法學思想領域的研究來到了經濟學領域的研究。那么，馬克思的“苦惱”究竟是什么呢？
我們知道19世紀初，德國開始了原始的資本積累，其中一個主要的形式，就是把原先由農民共同使用的森林、草地等公共資源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而這一進程就遭到了農民的強烈反對。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就源自于《林木盜竊法案》的出臺。
但是，新興的資產階級群體就把森林占為己有，甚至出臺了物權保護法，法律就聲稱：農民一切砍伐林木的行為都是侵害林木所有者的利益，都是“盜竊”行為，都應當加以盜竊罪來論處，甚至撿拾枯樹枝的行為也是“盜竊”。農民就不高興了：因為我們世世代代都是在這里生活，森林屬于自然資源，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要變成了少部分人的私有財產呢，農民想不清楚。而大部分日常賴以維生的這種行為卻變成了“犯法”呢？這太荒唐了！
馬克思看完了議會的辯論記錄之后，立即就決定為農民和貧苦者辯護。馬克思說：“林木占有者表面上是在立法維護個人的物權，但是把森林變成個人私有財產本身這就是違法的”。幾百年來，農民進山砍柴都是合理地使用自然界的力量，這已經成了他們的習慣權利。而問題不在于摩塞爾河谷的農民和窮人，一切國家的窮人都具有這樣一種習慣的權利。因此，馬克思給出的結論是：農民進山揀拾枯樹枝、生火取暖是對自然資源的合法占有，根本不能算作是盜竊。相反，資本家、地主這些林木所有者為此立法的行為本身才是不可饒恕的，他們是徹頭徹尾的侵占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并且把它變成了個人的私人利益，因此為了那些枯死的樹枝，而不惜把無辜的群眾拋入犯罪、恥辱和貧困的地獄。
同時，馬克思還關注猶太人所呼吁的“宗教解放”運動。普魯士政府要求猶太人改信基督教，引起了猶太人的強烈不滿，他們要求實現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馬克思提出了疑問，宗教信仰自由僅僅在于宗教領域就能實現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不僅是宗教教義的問題，它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猶太人要求的解放實質上應當是政治解放。
但是馬克思又進一步地發問：政治解放如果成功了，就萬事大吉了嗎？并沒有啊，因為實現的是猶太人的“猶太精神”的這種解放，而當時在歐洲社會橫行的是“資本主義精神”。只要這種精神存在，人們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就會有資本家壓迫工人，就會有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因此，政治解放只不過是作為資本家代言的統治者的解放，而真正意義上的解放，是全人類的解放，它遠遠高于“宗教解放”，也同樣高于“政治解放”。
由于馬克思的才能被廣為認可，因此當時馬克思雖然只有僅僅24歲，卻已經是《萊茵報》實際的主編了。但是好景不長，由于普魯士當局的壓力，也由于報社內部的意見不合，馬克思選擇了辭職。
《萊茵報》的投資合伙人中有許多是普魯士政府的要員，其中就有后來的普魯士的總理魯道夫·康普豪森，他非常欣賞馬克思的才華，聽說馬克思辭職了，就一直鼓動馬克思入閣，希望他能夠出任財政部長或者國家銀行的行長。這實在是一份令人艷羨的職位，但是馬克思志不在此，拒絕了這份“好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