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間，武漢市武昌都府堤，閉館維修近半年的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甫一開放就迎來了參觀高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會議的最后一天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
王荷波、楊匏安、許白昊、張佐臣、蔡以忱、劉峻山、周振聲、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一群平均年齡在三十出頭的年輕人，當選為中央監委委員、候補委員。10名同志當年就犧牲了4位，隨后幾年里又有5名同志犧牲或失蹤，只有1名同志目睹了新中國的誕生，無一人叛黨。
對黨忠誠，是共產黨人首要的政治品質。我們黨一路走來，經歷了無數艱險和磨難，但任何困難都沒有壓垮我們，任何敵人都沒能打倒我們，靠的就是千千萬萬黨員的忠誠。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發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要求全黨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始終保持革命者的大無畏奮斗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
“再苦再危險，我們也要革命到底。”楊匏安烈士的話成為首屆監委成員的共同人生底色，他們以自己的熱血履行了對黨組織的錚錚誓言，以革命到底的人生書寫了對黨的無悔忠誠。
忠誠源自信仰——
“死可以，變節不行！”
毗鄰中共五大會址的中國共產黨紀律建設歷史陳列館內，王荷波的登記材料、蔡以忱的劍與徽章、阮嘯仙制定的“六不準”審計工作紀律……一張張照片、一件件物品述說著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的故事，讓人們久久駐足。
勇敢無懼、向死而生的他們，胸懷一團火，哪怕前路再多荊棘、再是艱險，也毅然走下去，在茍且偷生與堅守信仰的抉擇中，甘愿成為共產主義的殉道者。
“請求黨組織對我的子女加強革命教育，教育他們千萬別走和我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王荷波在就義之前留下唯一的遺愿。這位被贊譽為“品重柱石”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退回工友的饋贈，推掉商人提供的豪宅，告誡身邊人“貪圖享樂別當共產黨”。“二七慘案”發生后，上級黨組織指示王荷波轉移。臨行前夜，王荷波在浦鎮后河上的一只小船里組織召開了黨支部會議，囑咐同志們，永遠不要忘記為了什么而入黨。
“我從參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不行！”1931年7月25日，因叛徒告密，楊匏安再次在上海被捕。在獄中，楊匏安面對國民黨高官厚祿的引誘，寧死不屈。蔣介石甚至親自出馬勸降，楊匏安不為所動，把電話都摔了。就義前，楊匏安曾作一首《示難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相視莫潸然。”
“革命處于低潮，仍要充滿對革命勝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難時候，仍要與黨保持一致。”在革命最低潮時，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后，阮嘯仙接受黨組織派遣，先后赴莫斯科、天津、內蒙古、遼寧、上海、沈陽等地從事革命工作。1931年前后，因為黨在上海的機關遭到敵人破壞，他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貧病交加，一度不省人事，在收到親友湊來的100元錢后，在第二年初與黨中央再次取得聯系，找到組織。他堅信，“堅忍卓絕為吾人本色，奮斗犧牲是我輩精神”。
“我看黨為平民謀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腦袋，我也要參加共產黨。”楊培森學唱《國際歌》后，這樣告訴張佐臣。1925年，楊培森迎來上海區委派到浦東工作的張佐臣，雖然兩人年齡相差二十多歲，卻很快成為忘年交。1927年7月1日，在被敵人抓捕關押兩天后，楊培森和張佐臣肩并肩走向刑場，臨刑時再次高唱《國際歌》。關押的牢房灰暗逼仄，通往刑場的道路狹窄幽深，支撐著他們平靜面對死亡的，是對黨、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他們堅信，《國際歌》里展現的光明世界，終將到來。
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忠誠書寫本色——
“不準吃館子或吃公飯，外出審查一律自帶干糧”
他們因忠誠而永葆廉潔本色。
在陳列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紀律建設”展區，講解員講述了阮嘯仙制定“六不準”審計工作紀律的故事。
1934年初，阮嘯仙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審計委員會主任。面對財務管理混亂、貪污浪費等棘手問題，阮嘯仙親自擬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部《審計條例（草案）》，還為審計人員公布了“六不準”的工作紀律：不準偏聽偏信；不準弄虛作假；不準漏查和做不精確統計；不準徇私用情；不準吃館子或吃公飯，外出審查一律自帶干糧；不準收受被審人員任何物品。
在阮嘯仙的帶領下，審計人員接連對中央直屬瑞金縣、中央印刷廠、郵政總局、貿易總局、糧食調運總局等單位進行財務審計稽核，查出大量問題，追回多筆貪污款項。僅在瑞金縣，就追繳貪污款達6萬多元。
“為官清廉，一絲不茍”，這是周恩來對楊匏安的評價。
“他那時一個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買田、買地。但他把絕大部分錢都交給黨作活動經費，只留下極少的一部分作為家用。因此，我們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貧、困難了，家人都必須去做工貼補家用”，楊匏安的四子楊文偉回憶。
中央機關遷離武漢后，楊匏安一直以普通黨員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全家十多口人的生活艱難而充滿危險。“父親白天在黨報秘密機關當編輯，晚上寫作、譯書賺稿費貼補家用。那時出版革命書籍發行困難，稿費很低，他還要經常幫家人推磨做米糍，讓祖母和哥哥姐姐們清晨上街叫賣。”楊文偉回憶，當時家里每個人口袋里只裝兩毛錢，楊匏安還規定這筆錢平時不得動用，在機關暴露或與組織失去聯系時才可用于買食物。
英勇就義90多年后，許白昊的家人仍珍藏著他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他身著長衫，面容清俊。
許白昊曾先后擔任中共武漢地委、中共湖北區委、湖北全省總工會、中共江蘇省委、上海總工會等重要負責人。無論擔任何種職務，許白昊都潔身律己，清廉自守。
許白昊的父親因思念兒子，坐船到漢口看望他，臨回家前，許白昊塞給父親一些路費。父親買好車票時，發現剩下的錢僅僅夠買一杯茶水。其實在當時，許白昊已經是湖北全省總工會財政部長，手里掌握著大筆革命活動經費，但他卻沒有挪用一絲一毫。
1927年，組織安排許白昊赴上海工作，臨行前他毫不含糊地將工會經費和詳細賬單一并交給接任者。不久后，聽湖北的同志說這筆經費在使用中發生了問題，他心急如焚，馬上給中央寫信，請求中央清查這筆款項的下落，一定要給全省工人同志一個清楚的交代。在這封信里，“決不能疏忽！”“該款必需清楚保存”“如該款開支賬目不明及用途不清不正，需湖北省委負責人絕對負責”等話語斬釘截鐵。
王荷波、楊匏安、許白昊、阮嘯仙，以及許多有名無名的共產黨人，在崢嶸歲月里散發著共產黨人的風骨、品格與擔當。
忠誠基因傳承——
“決當做中國有用之人”
武漢市黃陂區蔡家榨街蔡官田村，是蔡以忱兒時讀書的地方。走進坐落于這里的蔡以忱陳列室，小皮箱、水壺、佩劍……一件件看似普通的文物，背后隱藏著動人的故事。
蔡以忱的后人蔡亞生告訴記者，祖父沒有留下什么遺產，只有數件遺物是通過祖母作為“傳家寶”傳下來的。“父親將祖父的佩劍和徽章交給我時，我還不懂事，長大后才認識到這把劍的來歷極不平凡——它象征著祖父為革命仗劍行天下。”
蔡以忱32歲就犧牲了，后輩們對他的印象很少，記憶最深的是他說的一句話，“為人要正直，要為百姓著想，不要找組織的麻煩”。
受父輩的影響，蔡以忱的后代也都嚴于律己，為人正直。上世紀60年代末，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曾派秘書到武漢看望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碰巧遇到蔡以忱的次子蔡光海，便問他有什么困難？蔡光海回答：“沒什么困難。”后來，組織上多次詢問，每次蔡光海都說：家里人在鄉下過得可以，家里沒什么困難。
“實際上那時很困難。”蔡亞生說，“當年父親在城里教書，母親帶著孩子在鄉下種地，工分很低，家里年年缺糧。但父親從來不愿意給政府找麻煩。父親經常說，‘國家這么大，有困難的人太多了，如果我們伸手向組織要這要那，會愧對祖先’。”在父母的教育下，蔡亞生和兄弟姐妹們也都自食其力。蔡亞生工作多年，領導和同事一直不知道他是革命烈士后代，直到2013年武漢市紀委的同志為辦展覽找他了解情況，大家才知道他是蔡以忱的孫子。
“祖父為革命拋家不顧，又是這么廉潔，我們后輩絕不能給他丟臉。”蔡亞生說。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離王荷波烈士墓不遠，寄存著王荷波五弟王凱的骨灰，兄弟倆年齡相差19歲。王凱曾長期從事黨中央地下機關的秘密交通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國務院機要交通局局長。
王荷波兄弟五人，四個弟弟中除一人早逝外，其他三個都在他的帶領下參加了革命。“大伯父雖然犧牲得早，但他的言行對父親的影響很大。”王凱的女兒王皓光說：“大伯父犧牲后，父親也被國民黨逮捕，在監獄中關押了十年。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父親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
趙迪是王荷波外孫，父親曾任電信總局副局長。從小到大，他們兄妹幾個沒有沾過這個“革命家庭”半點光。有兩件小事，趙迪至今記憶深刻。一是父親從不用公家的車辦私事，平時上班都是騎自行車。二是直到家用電話基本普及，家里一直沒有安裝過電話。父親說，按規定不能裝就不能開這個口子。
楊匏安犧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許白昊的后人每年清明都誦讀家訓——“決當做中國有用之人”；張佐臣的遺孤在蘇聯出生，俄文名叫伊斯克拉，意為“星火燎原”，盼女兒做革命火種；忠于黨和人民、無私奉獻是楊培森的可貴品質，也已成為楊家的家風；蕭石月的革命故事在其家族里廣為流傳，成為家族的“精神傳家寶”；阮嘯仙的兒孫謹遵家規，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掙，都以阮嘯仙為榜樣踏實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流逝的歲月沉淀著堅定的信念，忠誠始終是紀檢監察干部不變的底色。
“我們雖然不再像革命戰爭年代那樣時刻面對鮮血和死亡，但同樣需要把忠誠與擔當挺在一場場硬仗里。”武漢市紀委監委干部汪旭平這樣回憶起2020年。這一年，防疫情、戰汛情、促發展，武漢這座英雄的城市一仗接著一仗打，全天候值守、全方位監督，紀檢監察干部在大戰大考中踐行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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