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片共分五集，分別為《不負十四億》、《打虎拍蠅》、《懲前毖后》、《系統施治》、《永遠在路上》，共選取16個案例，采訪紀檢監察干部、有關審查調查對象及涉案人員、干部群眾140多人，生動講述全面從嚴治黨、推進反腐敗斗爭的故事。
周江勇，黨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溫州市、杭州市多地擔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任上，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審查調查。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我自己反思，理想信念是不能動搖的，初心不能忘記，這要警鐘長鳴，這是我血的教訓。
【解說詞】周江勇，黨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溫州市、杭州市多地擔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任上，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審查調查。
曾克孝（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從周江勇的案子來看，確實是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周江勇作為在黨的十八大以后成長起來的高級干部，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擔任一把手的時間比較長，慢慢地就被權力腐蝕了，絕大部分金額是在十八大以后收受的。
【解說詞】浙江是市場經濟活躍地區，部分領導干部存在搞“一家兩制”的問題。周江勇就是屬于這種情況，他和弟弟周健勇一個從政、一個經商，利用公權力為弟弟經商提供幫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學教師，卻并不安于立德樹人本職，內心羨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職辦起了一家化工企業，起步地點就選在了周江勇當時擔任一把手的寧波市象山縣，原因不言自明。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想辦公司，正因為有周江勇，他有這個權力，我就找了周江勇，其實從這一天開始，就注定我要跟他發生關系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弟弟要經商辦企業，給他介紹一家企業去合作。就是因為我牽過那個線，然后就慢慢地……這是禍根啊。
曾克孝（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當時他是象山縣縣委書記，找了當地的一家民營企業出資金、土地、設備，他弟弟就出所謂的技術。
【解說詞】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權錢交易的基礎上。這家民營企業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開辦了寧波翔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謂“合作”其實只是幌子，很快翔潤石化公司變成周健勇獨立承包，但依然長期免費使用這家民營企業的土地、廠房和設備。通過免除租賃使用費的方式，多年來，這家民營企業向周江勇兄弟輸送利益達七百多萬元。與此對應，周江勇則利用職權，為該公司在獲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幫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這個租金一直沒付過，有這個關系在，也就讓我用了。離開周江勇，他會嗎？人家不會。
【解說詞】周健勇經商辦企業，其實既沒有資金基礎，也沒有技術優勢，更沒有經營才能，但他卻有恃無恐，一心認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強。他繼而又和同鄉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義開辦了第二家企業：永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實際上他應付的注冊資金和增資款共計1400多萬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這些老板之所以愿意出巨資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這個靠山。
周文勇（涉案商人）：周健勇來找我，希望我能夠幫他付這筆款子，還給了我承諾，以后萬一有什么事情，周江勇也會幫忙的，這樣找一個靠山，那我就答應周健勇了。
【解說詞】周江勇也的確不遺余力，為弟弟的關聯企業充當靠山。他不僅在企業經營方面提供幫助，甚至干預司法，幫助永潤公司在環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處罰。2014年，永潤公司為了節省成本，違規將煉油后的廢渣交給沒有資質的企業“處理”，實際就是運到山東傾倒在了農田里。山東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頭查到了永潤公司，周江勇為了讓弟弟的公司獲得輕處理，于是利用職務影響力，搶奪案件管轄權，讓寧波當地警方立案調查。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也是利用我的權力幫了他，本省來處理好一點，不采取刑事措施，能夠采取行政罰款等等形式解決，最后能夠把它大事化小，早點了結。
【解說詞】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給了各路商人順理成章利用他圍獵周江勇的機會。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時紅就是其中之一。
史時紅（涉案商人）：周江勇那時候剛剛調到舟山當市長，年輕有為，我們也想通過周江勇，幫我們解決一些工程上的問題，他后續官可能更大，能幫我們承攬一些工程項目。周健勇經常也跟我們說說大話，感覺他哥哥前途無量。
【解說詞】史時紅主動找關系結識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過哥哥幫史時紅承攬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額賄賂，再投入家族企業作為資本。從2013年到2017年期間，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溫州的多個項目中，按照周健勇傳達的請托，為史時紅提供幫助，周健勇則先后八次以“借款”為名收受史時紅所送的錢財，總計金額達9000多萬元。
史時紅（涉案商人）：以借款形式借的，但是沒有借條，對我們來說呢，反正這個錢當好處費都給他了。關鍵還是周江勇，我通過周健勇把這個錢給他們兩兄弟，一個渠道而已。所以我其實是想給周江勇的，那周健勇能起什么作用？還不是周江勇在辦事情。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他已經給我了9000多萬，這個錢他也沒叫我還過，實話講，我必須承認，我也沒想要還。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最終所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沒有我的權力，他（周健勇）什么都不是，沒有我的牽線，他什么也干不了。
【解說詞】周江勇擔任舟山市委書記已經是黨的十八大之后，他卻自認為能通過設置“防火墻”來規避監督。在收受史時紅賄賂的過程中，他本人和史時紅從不接觸，都是通過弟弟作為橋梁。史時紅的公司也不是直接拿項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國企，承諾幫他們找周江勇拿項目，事成后將部分工程交給史時紅的公司做。周江勇為一些大型央企、國企拿工程，也顯得名正言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我弟弟來打的招呼，也是央企、國企，順理成章的。這么多的國企、央企我都在見，見了以后，他再跟其它的企業去聯系，從央企、國企那里去分包、轉包項目。
曾克孝（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他覺得自己是有一個很好的幌子，是推動經濟發展，是關心支持大企業，背地里他弟弟又在這里通過這種方式拿好處，所以他認為不容易暴露。
【解說詞】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周健勇也希望搭上這班車。2017年，他在寧波和人合資創辦優城聯合信息技術發展有限公司，對外宣稱是一家聚焦“地鐵互聯網+”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實核心資源還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權力。通過周江勇打招呼，優城聯合與寧波地鐵進行合作，第一筆業務就拿到了寧波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統籌權。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這是資源問題。技術不那么難，移動支付，就是外面買菜都已經能用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幫助批一批，這個是我打過招呼的，他之所以能拿到，就是因為我是領導干部。
曾克孝（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移動支付業務的統籌權才是最關鍵的，至于兼容的技術方案，完全不是所謂的高新技術。如果沒有他哥哥打招呼，他是絕對拿不到這個業務的，他也不會享有這個統籌權。
【解說詞】2017年2月，周江勇調任溫州市委書記，2018年，周健勇通過他打招呼，優城聯合獲得了溫州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部分項目；2019年周江勇調任杭州市委書記，2019年11月，優城聯合公司又作為大股東投資創立了杭鐵優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進一步拓展業務。在這個過程中，周健勇也熱衷于結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銷高新科技概念，實際是兜售周江勇的權力。一些企業也希望通過周健勇綁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顯不合理的高價購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權，周江勇則為這些企業在獲取低價土地、優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幫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從公司入股的角度上，股價肯定是高的。當時我心里也這樣想，你們一定也知道我是周江勇的弟弟，所以我開的價可想而知，你們利用我，我不反過來再利用你們？
【解說詞】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利益輸送背后的實質是權力與資本的交易。領導干部用公權謀私利，自然讓干部群眾反感。巡視和信訪渠道都陸續收到了一些關于周江勇弟弟經商問題的反映，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由此展開核查，在嚴肅的審查調查面前，只要存在權錢交易行為，不管如何掩蓋，實際都難以遮蔽。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從我的這個案件來說，現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和罪行，痛悔不已，這個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
【解說詞】周江勇出身農家，在組織的培養和自身的努力下，一步步成為副省級干部，本應珍惜難得的事業機遇、時代機遇，但遺憾的是，他卻在職務提升過程中，漸漸任性用權，背離了初心。擔任杭州市委書記期間，周江勇曾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這是一個能干事的時代，這是一座能干成事的城市。能夠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城市工作，是我們每個干部的無上光榮，也是對我們每個干部的重大考驗。”而他自己，實際上卻沒能經受住考驗。
【解說詞】公權力姓公，也必須為公。一些人手握公權力，卻不用來為人民謀幸福，而是為自己謀私利，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不僅毀了自己的人生，也影響黨和國家事業。
中國共產黨清醒地意識到：黨全面領導、長期執政，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對權力的監督。必須不斷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探索出一條黨長期執政條件下進行自我革命、實現自我凈化的有效途徑。深入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把監督對象從黨員、干部拓展到所有公職人員，體現的正是黨中央加強對公權力全面監督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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